赵洪钧：写在《内经时代》之前
——六十自述
转眼之间，《内经时代》抛出已经２０年，那时不惑之年的我，如今年届耳顺了。由于自己永远修养不到“耳顺”这一步，老之已至，未免想向后人说些什么，于是写下这篇自述。
自述与自序有什么不同呢？
本来，自序、自叙和自述只是使用字眼不同，自叙和自述尤其是同义词。不过，自太史公之后，一般自序不大涉及与正文无直接关系的作者经历。而自述则无例外地要全面介绍作者的生活和思想经历。故自述略同自传。本文就是这样的自序，所以称作自述。
为什么写这样的自述呢？
直接目的还是说明为什么会写《内经时代》。
读者会问：原大作第一节的题目就是“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还有什么东西要说明呢？
因为还有些那时不必说、不便说或不愿意说的话。
二十年前，抛出这本小书的时候，在有关学术圈子内，大体了解有关前因后果的人是比较多的。所以，那时有些话不必说。现在，约略知道那时作者的经历和思想的人已经很少。了解比较全面而准确的只有本人——尽管也有些细节不很清楚或忘记了。这时再不说大概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此外，那时有关当事人都还在位，有些话不很方便说，现在则不必有什么顾忌了。还有，那时自己只是老之将至，不大愿意说身后的话。现在不能再讳言已老了。
不过，本文又远远不限于说明为什么写《内经时代》，而是希望它对未来的读者还有其它好处。
非正式出版的《内经时代》，书末附有几百字的“告读者”。今天的青年读者看到她会有很多疑惑。他们必然不解，其中提到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是怎样一本书，作者在学位审查时遇到什么问题。为什么会遇到有关问题。“告读者”表面上措词委婉，实际上是一篇学术檄文。他们必然想知道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写这么一本书？此书曾经产生何种影响？总之，他们既想读懂这本小书，也想了解作者的经历和思想。这篇自述就是为年轻一代或后人写的。考虑到今后不大会再写这样的文字了，于是就叫做“六十自述”。
这就是为什么要写似乎与学术无直接关系的内容呢？
对此，我还想再说几句。
一个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人，不大会有人撰文介绍他。即便有人介绍，也免不了很多猜测。自己写出来，可以免去读者的许多疑惑，便于他们知人论学——通过作者所处的时代、自述的经历、处世哲学、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更好地理解他的著作。这样的自述对有心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尤其有所帮助，因为治学和处世做人是分不开的。不可想象一个八面玲珑、见异思迁、附炎趋势的人，会执著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甘于寂寞，在逆境中默默地苦心孤诣。至于治学方法，虽然属于思维和专业技术问题，前人的经验也很重要。笔者读前人或时贤的著作时，就常常希望能看到作者的此种自述，而不仅仅是四平八稳的或纯学术性序言。
在自己的著作里附上自述，不是什么出格儿的事。《史记》所附“太史公自序”就述及其家世、遭际和志向。《论衡》的最后一篇叫“自纪”，也是一篇很长的自述传记。太史公“自序”和王充的“自纪”中都不乏愤激之言。所以，涉及生活经历的自述必然要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这样，读者才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
当然，自述应该坦白，不必掩饰自己的缺点。比如，孔门自述《论语》中，就生动记载着孔夫子晋见卫国夫人南子这位风流的女人。更有甚者，正统的儒家，也不讳言孔夫子是牧羊人叔梁纥和牧羊女徵在野合的私生子。这一事实不会是司马迁考证出来的，而应该是孔夫子自述过。这样的先人“隐私”都不为圣人讳，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说呢！同理，坦白的自述也没有必要故作谦虚，或者怕得罪人而隐去某些亲身经历和看法。在这方面，孔夫子也是榜样。他面对强权和暴民，岿然不动而且慨然以教化天下为己任，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奈予何！
笔者虽然不能与孔夫子和太史公并列，却可以效法先贤的精神。况且，矫揉造作或文过饰非是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的，人之已老，何必那样做呢！不过，笔者还是不敢说本文对人对己的叙述和评价都是赤裸裸地全盘托出。究其原因，一是不是所有细节都有必要交代，二是个别情节和看法——特别是对别人的——还有时要隐晦一点。读者若不能理解此种不得已，我只好承认自己的唯物主义不彻底了。
一、关于《内经时代》的前因后果
为了方便读者首先了解《内经时代》的写作是怎么回事，这篇自述先从她的直接前因后果说起。
非正式出版的《内经时代》，书末附有几百个字的“告读者”。略通文理的人都能看出，那几句不平之言，颇有向有关学术界挑战的味道。那篇挑战书以三年为期。使我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人正式应战。读者或以为，这是因为时贤不屑对那几句弄险邀名话做出反应。其实不然。笔者公然挑战不但师出有名，而且自信拙作足以使正在起哄压制笔者的所谓权威们变得收敛一些——受他们压制的人，对中医的理解是他们望尘莫及的。尽管这不等于说，其中的某些人会立即放弃压制笔者的立场——只要他们还在位。
为什么一伙儿权威会压制我呢？
这要从我进入中医学界说起。
１９７８年，我参加“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被中国中医研究院录取。三年多的研究生期间，预定做两件事：一是完成一篇像样的论文；二是一门外国语过关。这两件事基本上都做到了，却未曾料到审查学位时遇到麻烦。
顺便说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时，还不讲什么学位制度。１９８１年底离院时，也只发给毕业证，没有授予学位。首次审查并授予学位是１９８２年夏末的事，却由于此前不久我的一次坦言的学术报告，获罪于某些中国中医研究院学位审查委员而被无端压制。
我的毕业论文——亦即学位论文，就是１９８３年内部出版，１９８９年正式出版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二十多万字的论文原稿与正式出版的书之间，只有大约一千字的区别。
不少读过拙作的同道可能会问：大作颇为中医说话，这样的书为什么会受到中医权威的压制呢？
其实，首次审查时，“学委”们并未看到论文全文，要求提供审查的只是１２００字的摘要。他们坚决压制我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对我的一次实话实说的报告不满。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没有那次报告，即便他们看到全文，还是要压制我。学位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很可以说明问题。这一事件当时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闹得沸沸扬扬，在有关学术界也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事件，不敢说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却将作为中医研究院的耻辱永存于中国医学史上——尽管我不愿意看到、甚至不相信这样的现象会出现在中国和我熟悉的学术界。
中医研究院为什么会请我做报告呢？事情是这样的。
１９８２年５月，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开建所大会。我是原研究室毕业的研究生，据理应该前往恭贺。但是，那时新一轮中西医论争已经激化，中医研究院的空气不大正常，我的研究领域变得非常敏感。这时去开会，很可能不得不就自己的研究讲点什么，结果会对自己不利。总之，我也知道点儿什么叫“韬晦”。于是借故推托，不想前往。无奈师友再三电催，终于在开会的前一晚到京。这时我仍然不打算在会上说什么，没有做任何报告或发言的准备。
会议相当隆重，许多名人和要人出席，气氛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比我预料的还要不正常。简言之，建所会成了声讨新中国中医政策的大会。不少发言者慷慨激昂，似乎在中国历史上，新中国的中医政策是最坏的。中医乏人、乏术的现状，似乎没有身居显位的“中医学者”的责任，都是团结中西医、努力发掘提高中医宝库、提倡西学中和中西医结合的中医政策的过错。面对此情此景，深为那些发言者的浅薄和意气而叹息，但仍然不想发言。不料会议主持人再三递条子让发言。于是只好一边听别人发言，一边写了几句提纲。发言内容也很简单。大意是：我是研究近代中西医关系的，深知近代中医的处境。希望师友和首长不要忘记近代中医受到的摧残。近代中医远远没有现在的地位。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近代中医坚持走会通道路，学术方面颇有成就。新中国提倡团结中西医、发掘提高中医、号召西医学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体现了中医界的愿望。当代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国家，为继承发扬自己的传统医学，制定中国这样的政策，并且投入了极其巨大的人力物力。
１５分钟的发言，给声讨者泼了一盆冷水，会议一下子降了温。没有料到中医研究院的某些领导，对我的发言特别注意。大约他们那时也非常困惑，不很清楚如何认识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和当时怎么办。当即请我准备一次学术报告，谈谈自己对新中国中医政策的看法。
怎么办呢？
建所会已经变成政策声讨会，几乎没有学术气息。再正式做报告讨论政策，更不是纯学术问题了。不痛不痒地讲几句，肯定无济于事。要想说明问题，只能结合自己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的研究，正面讨论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当前的中西医问题。这样的报告能否为绝大多数人接受呢？
然而，面对当时的情景，又已作过首次发言，就是箭在弦上。况且，问题既然和自己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作为学者有责任阐述自己的见解供各方面参考。如上所说，我意识到当时做那样的报告很可能对自己不利。不过，个人的得失对我这样淡于进取的人没有什么。只是希望新一轮中西医之争不要因为我的报告呈现不正常激化。于是我首先问主管领导，是否对报告的后果有充足的思想准备。领导说：你只管按照自己的见解讲。
至此，顺便说一下自己为什么淡于进取。
我本来不是一个很勤勉的人，更不是热中进取的人。农民出身的我对现代社会常常不适应，总是摆脱不了怀乡情结。又经历过“文革”，目睹许多大人物的浮沉，对名利场早已厌烦了。故虽然完成了大学教育，又完成了在部队的锻炼，却不想留在部队工作，自己要求复员了。复员的本意是做农民的。只是由于还在部队的女友坚持不愿意断绝关系，才在故乡的县医院安排了工作。１９７６年，她也转业到县医院。于是就安于终老作医生了。
没料到，１９７７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周围的师友纵甬我试一试，结果由于一念之差再入名利之地。
其实，我考研究生的本意只想到北京开开眼，因为那里是首都而且离故乡不远。假如是其它地方——即便上海、天津，就是不考试、只读一年就授予博士学位，我也不会再去读研究生的。没有想到，研究院这样的地方，书香味不如政治味或名利味大，我开眼看到的大都是负面的令人不愉快的东西。
那么，研究生期间自己是否努力了呢？应该说是努力了。详情先搁下。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气氛是：用于人事的心思要比治学多。这又使我感到厌烦。所以，毕业分配时院方和导师再三动员我留下，我却坚持再回故乡。为了取得导师谅解，当时还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申请书。其中有：洪钧愚鲁，无可造就，无力报国并酬师恩。且高堂多病，依门望归，妻娇子幼，无人教养，请允返乡，以尽人子人夫人父之责。这是实情，也是托词。比如，许多同学与我相反，他们的家庭情况比我更困难，却千方百计留在研究院或北京——那里毕竟有更多的进取机会。就这样，我终于离开了研究院。不料，这时正值河北省筹备中医学院，我被省里截住——第一届研究生相当宝贝，政策规定不分配到省以上科教研单位不允许放行。于是，到１９９６年辞职，我在河北中医学院工作了１５年，其中还有两年停薪留职。总之，我追求的是自由而单纯的生活。在我看来，不是生活在国难当头的时代，又不是身系天下安危，为了名誉地位和物质享受而终日心疲力竭或勾心斗角，是得不偿失的。
下面继续说报告的问题。
新中国的中西医问题和近代中西医之争密切相关，但毕竟不是自己很熟悉的范围，尽管如此，我还是做了毫无保留的报告。报告是在小范围做的，听讲者主要是中医研究院中层以上的领导。报告的题目是：怎样正确理解和执行三支力量的方针。预先声明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一气讲了两个半小时。现在想来，报告中提及的两点看法和两件史实很尖锐。
两点看法是：
１. 近代中医的不利处境，主要根源不是因为当政者对中医有偏见或什么个人恩怨。在近代史上，凡是曾经站在时代前列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如严复、梁启超、胡适之、鲁迅、郭沫若等，对中医都持否定态度。换言之，近代中医政策，有深远的思想文化背景。
２. 近代中医发展之路就是中西医汇通之路，中西医结合和中西会通的内涵完全一致。近代最有成就的中医名家，都是主张会通的。
两件史实是：
１. 毛泽东主席本人在解放前也是大体赞同废止中医主张的。他在“关于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明确说：“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又说“关于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一是团结，二是改造”。１９５０年，他关于中西医问题的题词，仍然使用“新旧医”这个废止中医派常说的字眼儿，说明他的思想还没有转变。
２.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政策，就是团结改造。１９５３年的政策转变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政策转变是好的。但是，伟人思想转变，随之发生政策转变，却采取了搞政治运动，批判王斌、贺诚的形式，是有些不大公平的。实际上，他们两个人最初并非自作主张。
读者可能会问：你的上述发言实话实说、有理有据，“学委”们怎么会大恼其火而压制你呢？
确实，我对当时的发言至今不悔，而且认为至今还没有人对有关问题，比我说得更清楚、更深刻。我当时也期望不少人会接受拙见。
然而，没有料到不可理喻的人有那么多，其中个别人后来竟采取了非常下作的手段。
总之，我对中医研究院中的某些权威的估计，还是太高了。我本来应该料到，这个圈子内有不少“专家”是“中医政治专家”，他们是靠玩“中医政治”起家的。我的论文答辩通过时，这样的专家早已使我大吃一惊。
在我的论文答辩会上，主任答辩委员首先提问，而且只提问了下面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近代中西医之争呢？”
这样的提问立即使全场愕然。须知，那时已经是１９８１年，即“文革”结束五年之后。国人摆脱阶级斗争的噩梦不久，很不愿意再听这样的话了。
中西医问题本来不是阶级斗争问题。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样的问题却很难回答。因为不回答不行，直截了当地回答又会使这位主任委员难堪——论文作者怎么可以使自己的主任答辩委员下不来台呢！只好措辞谨慎而且委婉作了答复。
可见，许多身居显位的“专家”们，是以对中医的态度划分阶级阵线的。他们只允许喊万岁，不允许有任何微词。换言之，这些人完全不考虑什么中医学术，他们昼思夜想的不过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否则，他们有权有势有钱有人，居于要位几十年怎么会弄得中医乏人、乏术呢！
可惜我没有料到这样的人如此之多。
总之，由于这样一次学术报告，第一次审查学位，我的论文只差一票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而搁浅。使我至今不解的是，拙文投票时医史所的三位委员（他们都是拙文的答辩委员)中有两位恰好出差没有到会，到会的委员则投了反对票。据说后来这两位委员要求补票——既然是委员自然有此权力——委员会却不允许。这次对拙文审查的过程和结果如此戏剧化，肯定是有几个人费尽心机搞小动作。他们恩威并用，弄权弄势，真有点像“民主制度”下选总统了。
有必要提及，首次学位审查时恰恰是“衡阳会议”后两个月。此次会议的结论是否定“中西医结合”，提出中西医必须分家。混在中医单位的西医要清洗出去。这个会议实现了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建所会上某些人的主张，对我这个主张中西会通、中西结合的人不利。总之，压制我、反对授予我学位人既有出于个人恩怨的成分，更因为我的见解会威胁他们的利益。总之，主要是从政治利益出发的。
硕士学位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头衔，我却不得不做出反应，否则就是默认我错了。
首次审查的内情我不可能很清楚，即便清楚也有不便说的地方。所以我只能申述三点。一是当初研究院的研究生分两种——中西医结合和中医，学位审查却分为西医和中医两组，此种审查体制不妥。二是１２００字的摘要怎么能够衡量２０多万字全文呢？三是为什么不允许因公缺席委员补票？
这样的申述自然解决不了问题。但研究院答应次年重审。后来知道，这主要不是因为我的申述起了作用，而是还有不少人因为别的原因——特别是有些人最初就没有通过毕业答辩因而没有通过审查——他们更需要重审。
我的申述是毫不示弱的。其中曾说：不久我将把拙作全文印出，送达诸位学委案端。相信本届全国研究生——即便是文史专业中，大概再没有人完成如此大的题目而且是开创性的工作。拙著填补了医学史上的近代空白。
不久，河北省卫生厅资助拙作内部印行。这就是１９８３年５月印出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印数只有２０００册，主动或应索寄送中医研究院的大约２００册。对中医研究院学位审查委员会自然专门呈送供审查。曾经对我的工作给与指导帮助的师友，无例外地呈送。其余大部分寄送省及以上中医行政、科研和教学机构。总之，第二次审查学位时，中医研究院的“学委”们应该人人读过拙作全文。
然而，１９８３年７—８月第二次审查中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现象。
身为学委的“理法外”先生（此人已经过世，但不想直书其名，略懂对对子者，即可对出其大名)竟然在会上起哄说：赵某说中医是
鸦片和娼妓，谁同意授予他学位，谁就是鸦片和娼妓！
这样的话三个月后我才听到，但起初不相信国家最高学府的学委会下作到这样的程度。直到有人半正式地通知我，才不得不相信。于是立即写了一封长信予以痛驳。
读者大概很难想象“理法外”先生怎么能这样起哄。他是从内部版“结束语”最后一段得出其怪论的。下面录出那两句话：
“近代中国医事卫生争论中，除了这个最复杂的中西医问题，还有一个鸦片问题，一个娼妓问题。前一个闹了近百年，后一个闹了四、五十年，医学界吵得不可开交，各有各的高见，结果于事无补。新社会一经确立，鸦片、娼妓立即荡涤无余，所以这完全是社会问题。”
下文不必再抄了。从上面的话中也不会得出“理法外”先生的起哄。真不知道他的头脑里是什么逻辑。然而，这样的逻辑也能起作用。第二次审查仍然未能通过——不知道曾否再次投票。
更有欺人太甚者，第二次审查竟然不允许我的导师（不是学位委员)向学位委员会申述意见——他应召等候在会议室门口２个小时，却终于没有获准进入。这种欺人太甚的做法，在中国学位史上，也肯定是空前的。
所以，我和导师最后还是不知道学位审查会上，学委们具体说过什么话。
或问：１９８９年版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为什么把上面这三句话删掉了呢？
这是由于我实在不忍心无视张赞臣老前辈的建议。张老对我的工作有过多大支持，下文会细说。更令人尊敬的是，他在８０多岁高龄，已经行动不便时，还在上海中医学会年会上慷慨陈词，在盛赞我的工作的同时，痛斥“理法外”等人对我的诬蔑和压制。这是我的同学马伯英事后告诉我的。所以，正式出版前他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只好违心地删去了——我不想在他很有限的余生中，有任何不愉快。转眼间张老逝世１０年了，最近《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可能再版。我要再把这三句话加上。张老地下有知，必能理解我的用心。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理法外”先生的底细。我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是提到他的，见第三章，第十节。大概因为其中一语带过，没有吹捧他，又知道了他的底细，使他很恼火。其实，我知道的底细远不止这一点。
“理法外”先生是靠讲《医学三字经》起家的，很想跻身于第一流的中医专家，做中医界的泰斗。如果他的学问确实是超一流的，做中医泰斗就是当仁不让，带头压制并起哄我也可以理解。俗人所说的人品如何，倒是不必计较。我觉得，特别出类拔萃的人物总有些常人难以理解的“毛病”。
然而，此人并非真的想继承发扬中医学术。提起他的做法未免令人齿冷。他带的１０多位两年制的研究生，和我同时毕业。毕业论文题目几乎无例外的是“论理法外XXX学术思想”。显然，在他那里，继承发扬中医就是继承发扬“理法外”，真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大概因为太不像话，他的学生约有一半没有通过毕业答辩。不过，这些没有通过毕业答辩的人后来大多被授予学位。据说关键是因为他“挺身而出”坚决压制我，而获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理法外”先生曾有一本关于《内经》的专著，主要是讨论“七篇大论”或运气学说的。我翻了翻实在读不下去，于是在《内经时代》中曾经说：“有一种书讲‘七篇大论’，竟写了近百万字。翻翻内容还是老一套。宜乎能读下去的人很少。”
我的看法是否出于成见，读者可对照拙作《内经时代》，特别是其中第七节，读一下“理法外”先生的大作。看他花了70多万字，我花了不足一万字，谁能让读者有更多的收获。
那么，《内经时代》之作就是回敬“理法外”等人的吗？或者，向他们挑战的吗？
答：成书之后，挑战的意思是有的。但是，最初激发我写《内经时代》的倒不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受到无端压制。写《时代》是亲眼看到我们的《内经》专家，丢人丢到外国去了，实在看不下去。L/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7y
我在最高学府时，就有留学生。他们也要学《内经》。其中一位美国青年，上课时很随便，经常把帽子抛起来玩，更不作笔记。就是这位学生，使讲《内经》的先生丢尽了脸面。
先生正在讲：心开窍于舌。$
洋学生突然发问：先生，我怎么看到心开窍于耳呢？到底开在哪里对呢？
先生连想也没想，说：《内经》没有这种说法，不要开玩笑。
学生把《内经》翻到某页，指给先生看。这一下，先生傻眼了，只好说问问主任再回答。主任是谁也许有人知道——但不是“理法外”，尽管他也常常以《内经》专家自居——“研究”七篇大论就写了70多万言，却没有说清心到底该开窍在那里。
主任查了查书，也傻眼。但他毕竟不需要当面立即答复，最后怎样答复的不必说了。
我知道，《内经》还有心开窍于目的说法。好在那位洋人没有再追问。
为了照顾面子，《时代》中没有写这段掌故。现在，当事者大都作古了，不会有人太汗颜。于是，写在这里。
总之，“理法外”先生是不懂《内经》的，绝大多讲《内经》、解《内经》并且出过书的人也不懂《内经》。
至此，应该较为详细地说一下《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首先说我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
按说，像我这样做研究生之前的经历——学西医出身，长期在基层做临床工作——是不大可能选择这样的题目的。我相信，绝大部分西医——即便比我年龄稍长，也不大会知道近代中国曾经有过那么剧烈的中西医之争。
我选择这个题目是由于密切相关的两件事。
一是我做医生时正是最提倡中西医结合和西学中的时期。
二是我早就比较认真地读过不少中医书，特别是近代河北名医张锡纯先生的《医学衷中参西录》。
顺便说明，对中医感兴趣而且努力学习中医，最初在我主要不是因为当时政策提倡。还在我对医学一无所知，去军医大学读书时，自己就带了几本中医书。那时，自己的认识很朴素。心想，中西医都是治病的，既然将来要当医生，多学点治病的知识总比少学点好。我只知道军医大学是学西医的，不知道军医大学也设有１２０个学时的中医课。
我于１９６４年考入军医大学。１９６６年开始文化革命，学校完全停课至１９６８年初，才号召“复课闹革命”。于是，在１９６８年底提前毕业前又上课多半年。可见我的大学教育并不完整。不过，我曾经当了半年多的“逍遥派”（文革中把不参加派别组织的人称作逍遥派)。期间，多数时间是泡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打破了“文革”前的规矩。普通学生可以看任何藏书。我则重点读两方面的书。一是中医书，特别是中医学院的教材；二是属于“旧学”方面的书，主要是《论语》、《史记》和《汉书》等。现在想来，这两方面的书，特别是后者，自己只能算是刚刚入门。不过，这为后来打下了一点基础。
在县医院做了医生，如何运用中医的问题就很实际了。
最初的一两年还是先要西医方面的常见病诊断、治疗过关。即有关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过关，因为自己的本职是西医，不能从容地完成本职业务，就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中医。
所以，在我做医生的最初一年多里，至少把西医教科书重点读过３０遍以上。
或问：您有那么多时间吗？
这里我想对一切想认真做个好医生的人，谈几句自己的体会。
我初做医生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县医院还进行着激烈的派系斗争。不过，我没必要也不想介入。还有，那时吃喝请客、走后门之风已经兴起。但我对这些都没有兴趣。每天睁开眼就是两件事：读书、看病，看病、读书。那时年轻，精力充沛，除了吃饭睡觉可以有１６个小时的时间工作和学习。上班时间，也可以读书——青年医生在门诊不很忙，在病房虽然很忙还是可以抽出时间。就这样，不但把大学期间已经学过的知识弄得更扎实了，还自学了大学期间没有学或没有学完的课程和某些知识。这一习惯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加之研究生的第一年又强化了部分西医知识，所以至今还自信可以担当医学院校的任何专业课和多数非专业课的教学。
总之，我的看法是，要想做一个好医生（其他职业略同)，首先是要心无旁骛。这在有些人看来未免不近人情。比如那时我常对对亲友说：我能帮忙的只有两件事——看病和买药，其它一切托关系、走后门的事，不要找我。再比如，那时供应紧张，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商店里买不到香烟，也买不到烟丝。我虽然烟瘾不大，那时是抽烟的。但是不想为了这种不良嗜好去托人或走后门，于是戒了烟。不能说我没有通过“关系”办过任何私事，但很多人说我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当时医院的领导也曾经当面说我：咱们医院，只有你是只看病，不看人的。（按：看病是要“看人”的，但此所谓“看人”即中医所谓“不失人情”，即要了解患者的社会角色和心理状态，治“实病”的同时要治“虚病”，即做心理治疗，故与领导所谓“看人”不同。)这显然是所谓清高，须知，清高是脱离群众的。不过，真正想治学甚至专心于任何业务技术或艺术，都需要清高一点。这样的人无疑会失去不少实际利益，但是，社会总需要一些这样的人。假如您选择“治学”为职业，“清高”就是必备的素质。在一切科研学府里，正常的空气是要比其他部门清高。其中的带头人，总是要有点“书呆子气”。如果不是这样，学府里肯定做不出重要成果。注意！所谓重要，指重大发明或开创性工作，而不是某项科研获得了什么奖项。古今所有贡献较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没有一个是长于追名逐利、赶时髦的。究其原因，是因为科研和艺术本来不是基本生活必需的，这种职业天生就和日常生活有距离，要在这方面登峰造极，必然有些远离常人的生活情趣。
临床大夫不能算是科学工作者，但是，真要想在业务上有些出类拔萃，也必须心无旁骛因而有点清高。
很少关心并介入俗务，时间就多了。读书、看病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说来很多人可能不信，除了做研究生期间听过中医先生讲课，我的中医完全是自学的，即没有脱产学过一天。这不是说我可以完全不以前人、他人为师。读前人的书，就是以前人为师，读他人的书，就是以他人为师——即便你发现了他们的错误。看别人怎样望闻问切和处方施治，也是以他人为师。只不过和这些人没有师生的名分。故无论读书看病，随时都在以前人或他人为师。没有固定的先生，医学界的古今人物就都是你的先生。有名师指点或在学府里学习，固然好。没有这种条件也可以通过读书自学，随时留心他人怎样治病，学好中医。
然而，那时能够看到的书不是很多。
中医书中，我看得最多的是《医学衷中参西录》。此书恰好是近代河北名医张锡纯先生写的。后来我才知道此书是近代一家之言的医书中，再版、印数最多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１．它在近代就影响很大，是汇通学派的第一名著。
２．它适应了解放后提倡中西医结合和西医学习中医的政策要求。
３．它注重临床，因而无论中西医出身临床大夫，只要想在中医方面深造，都会首选这本书，而这是医学界最大的读书群体。
不过，我读此书时，不是完全着眼它的临床方面，同时还注重它探讨的中西会通理论问题。读的次数多了，还从中发现了近代中西医问题。
那时的中国医学史教材，也略提近代中医问题。不过，完全是从政治角度提的。即只简单说近代政府如何歧视中医，如何妨碍了中医发展。不用心读书的人，就会认为这不过是对近代政府的习惯评价——近代官方的政策对任何事业都是不利的，中医自然不例外。所以，中医学院毕业的人，对近代中西医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基本上都不了解。在这方面，他们学到的东西只剩了一句话：近代政府不好，政策不好，因而近代中医不但没有发展，比以前还落后。
我反复、仔细读过《医学衷中参西录》之后。发现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尽管此书涉及近代中西医之争的内容并不多。
总之，我发现近代中西医关系与现代——特别是我初做医生的那几年——中西医关系，截然不同。
于是，经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不过，在基层做医生，没有条件做这方面的研究。问题只是留在脑海里。
如果不是报考研究生时终于选择了医学史专业，而且被录取，我也不会研究这个问题。
本来，我的第一志愿是临床生化理论或与其关系密切的泌尿科。那才是我的强项。为什么没有去考有关专业呢？
说到这里，还有个插曲。
“文革”后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是１９７７年发出的通知。由于各方面准备不足，拖到１９７８年才考试。
由于报名后很长时间无消息——县里没有报考志愿的资料，我向当时省里的主管部门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拖了大约三个月，没有回音。我已经不关心此事了。如前所说，是否参加考试对我是无所谓的。
不料，有一天县教育局的史干事来找我。问我是否写过上面说的信。
看来，那时对招收研究生，是比较重视的。干事让我第二天去局里看发下不久的招生资料。
有了正式的官方反馈，就应该认真对待。谁让你当初写信呢！
资料不是很多。我的第一志愿，都要求考试英语。我只学过俄语，只好放弃。于是接着翻看其他资料，最后翻到中医研究院的招生简章——医学史专业在最后一页。
说来惭愧，那时我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研究机构，而且其中有医学史专业。
历史就这样巧合了。我报考了医学史专业。
如果当初不写信，正式招生信息不会让我知道。
如果不是耐心把招生简章翻到底，后来的中国医史学界就不会有我这个人。
总之，我就这样偶然或必然地考入了中医研究院。
做研究生的第一年，是集体授课。我又必须抓紧外语突击，没有时间考虑毕业论文写什么。
第二年，先是做了两三个月的野外调查。走的路线是从北京到西安，再到延安。在西安附近，首先是受点先秦、汉唐文化的熏陶。其次是，孙思邈的纪念地在不远的耀县，对那里做了重点调查并收集了有关文物。去延安是为了调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医药卫生资料。回研究院之后，还要汇报并写一篇东西。于是，第二年过去了半年还没有定下毕业论文题目。
不过，那次野外调查是有收获的。
首先，西安有半坡、碑林、大雁塔、始皇陵、秦俑馆、华清池、等博物馆或古迹。到处可以看到的秦砖汉瓦或盛唐遗迹，强化了我的历史意识。黄帝陵在西安和延安之间，不专程去就看不到这个人文始祖的纪念地。那里保存着不少历代王朝乃至民国和解放后，中央政府指示维修和派员祭祀的碑刻记录。只此一点就让你知道黄帝这个史学上很难证实其存在过人物，对凝聚中华民族有多么重要的作用。理解历史有时最好去参观古迹。我的另一次感受是，一到承德就知道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什么叫宗教政策了。
其次，是实践了某些文物调查和收集技术。如拓片、照相、人物访问等。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我们（首批医史研究生五个人)为中医研究院筹备医史博物馆收集了很多宝贵的文物。
文物主要是在耀县收集的。使我们吃惊的是，那里的农民，几乎家家都有出土的东西——以陶器为主。我们在商店里购买一些日用器皿，如洗脸盆、热水平、锅碗瓢盆等，就可以换来出土文物。特别是换到大约十几个鸭蛋瓶，大都很精美。这种器皿大部分是秦汉之前的，有的还可能是史前的。看到它就知道古人“满招损，谦受益”的来路了。古人解释这句话，似乎都没有联系鸭蛋瓶，大概是由于秦汉之后不大再使用这一器皿的缘故。
由于曾经大规模改造田地，当地人很熟悉史前遗址。这也是很多农民家里有出土文物的原因。耀县一位农民出身的卫生局副局长，就告诉我们，当地川谷中很多地方可以发现和半坡文化类似的遗存。看来黄土高原不仅是华夏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那里的史前遗存也比其它地方保存得好，而且容易发掘。
文物收集涉及到政策，尽管我们持有卫生部的介绍信，却不能大张旗鼓地收集。能在火车站顺利托运几大箱文物，是因为我同时在给值班的货运员切脉处方。然而，后来终于出了点儿麻烦——协助我们的当地官员被申斥。好在我们毕竟是“中央”派来的，最后不了了之。至今，我们的文物管理理不顺。一方面是大量的文物被盗掘、盗卖，另一方面是需要文物的展览的部门很难通过正常途径获得。
终于到了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了。我想了好几天，近代中西医问题逐渐明朗地出现在脑海里。先是征求导师意见。马堪温先生表示支持，同时也告诉我题目的难度和敏感性。
只有１８个月的时间，能做完这么大的题目吗？
然而，我想不到更感兴趣而且有意义的题目。于是，痛下决心。
接着就是马不停蹄的工作。
这个题目的难度有多大呢？
成文后的拙作自序中曾经这样写：
“这段历史涉及的资料量很大。其间有数百种医学报刊，医书之多难以估计。需要熟悉的有关领域包括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东西方医学史以及中国思想、哲学、教育史等许多方面。要介绍的人物有几十个。大部分内容要从原始资料做起。”
这段话毫无夸张。
以我看过的期刊而言，《中华医学杂志》我从１９１５年创刊号，一页不漏地查到１９４９年，即共３４年的合订本。《中西医学报》持续２０年，《医界春秋》和《中医砥柱》持续１０年，都是一期不拉，多数也是一页不拉的查考过。其它一切近代中医期刊，凡是北京有的，也无不从头翻到尾。有时因为疏忽，摘抄时忘记了期卷页码，还要再查。
重要书籍，更是尽量多读，多摘抄。作为背景知识的，可以读得轻松一点。重要的专业书，有时必须用力吃准。比如，近代《
伤寒论》研究一节，就花了将近两个月的工夫。因为，不但要通读所有近代有关著作，自己还要同时充实伤寒学知识。
问题是，有关资料并非都很集中。我不得不跑遍北京的主要图书馆。
我曾经每天去首都图书馆一个多月，阅览室里只有一位编字典的老先生和我做伴。
关于日本的汉医和洋医问题，完稿前两个月才在社科院图书馆发现。书名竟然和拙作接近，叫做《汉洋医学斗争史》。该书不是正式出版物，国内大概没有几本。除我之外，放在那里几十年，没人借阅过。而我是最需要此书的，否则，对明治初期日本汉洋医学问题，只能做些猜测或根据某些零散的第二手资料立论。
时间如此紧，我只能边查资料边撰写文稿。每天不少于１５００字，因为有的节目要写５、６搞。
最后，终于在答辩前两周滕完全稿——是妻子代我抄写的。
全文２３万字，至少写过四稿。一个１.３万字的摘要，写了１１稿。一本现在看来有许多不足的东西，就是这样在１８个月中完成了。
现在的研究生的生活和研究条件，比那时好多了。可惜，即便是我现在做这一工作，也更加困难了。因为，许多资料，特别是期刊非常难找到。以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在协和医院内)为例，解放前的《中华医学杂志》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出版后，得到许多师友以及同行、同好的赞许，而且很快在国外反应较大。其中值得提出的有以下几件事。
一是我会见好几位全无私交的师长时，他们都立即拿出拙作，说：我刚刚还在读你写的书。其中有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在位院长施奠邦，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彭瑞聪，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秘书长？？？。晋见这些人时，都没有预约，他们能立即拿出拙作，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要把拙作带在身边。
二是拙作引导我认识了学界的几位朋友。比如，原协和医院副院长艾钢阳先生，就是主动要认识我的。原来，艾先生的父亲叫周振禹。１９２５年，孙中山先生病危时，他参与了围绕孙先生的中西医治疗而引起的争论。周先生虽然是留欧归国西医，在那场争论中却维护中医。此事在拙作中约略作了记载。艾先生却不知道先父有这样的事迹。艾先生本人是１９７８年后中西医政策高层讨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见解与其先父有些距离。因此他更想认识我。可惜只在１９８７年苏州自然辩证法学术会议上面谈一次，不久，这位温文尔雅却见解尖锐的朋友逝世了。
三是国外有关学术界的反应很快。比如，１９９０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第六次国际东洋医学会，特邀我出席。这样的学术会议，一般是提前一年通知，我是在开会前两个月受到邀请书。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请我。原来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与传统。于是，邀请我就是很自然的了。及至到会报名，有津谷喜一郎先生拿着我的书表示友好。他不会汉语口语，却能完全读懂拙作。邀请我就是他推荐的。他说，由于见到拙作不久，邀请我有些仓促，望能理解。
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宾州大学科学史教授席文先生，把拙作摘要介绍给了西方。他的摘要非常好，就是我自己来做也不一定那样扼要而准确。做这一工作时，他正在白内障手术前后，精神尤其感人。席文先生是颇受李约瑟先生赏识的西方汉学家。李约瑟的中国医学史，就是在他逝世后经席文先生最后定稿的。由于席文先生的过誉，１９９９年我以个人名义造访李约瑟研究所时，受到同行的热情接待。
为了尽快比较全面的了解近代中西医论争，还必须向健在的过来人请教，得到他们的指教和帮助。大体上查考过资料之后，我发现对这个题目最有发言权的是张赞臣老先生。
张老主编《医界春秋》１２个年头。此刊是中西医论争激化后，中医界舆论中坚，特点是反应敏锐，理论谨慎，内容活跃。学术上、政治上据在当时的中医界起到领导作用。自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７年，贯穿中西医论争激化的的大部过程，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最重要的杂志。
于是，我首先打听张老是否还健在。随即致函请教。
向这样的老前辈请教，而且是冒昧致函，需要考虑周到些。关键问题有两点。
一是信件的内容必须说明你的诚意，而且证明你在这方面已经了解得比较多。
１９４５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穷人家，孩子又多，连确切生日也记不清。所以，虽然自幼被称作“小五儿”，却不是排行第五。母亲只记得我出生在农历１１月初五或十五。后来填写档案要填公历，于是就填做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５日，直到现在身份证上都是这个不确切的日期。大哥比我大１３岁，二个比我大１１岁，妹妹比我小２岁，至今都健在。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在１９４０年左右死于
麻疹。
故乡河北省威县不算很贫瘠，却也远不算富庶。这里西距太行山１５０里，东距泰山３５０里。元末明初，这片大平原是重要战场。故乡父老都知道“燕王扫北”后，河北省中南部几乎成了无人之地。后来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从山西移民来的。当时，山西移民都在洪洞县集中。至今那里还保留着作为纪念的“大槐树”。从洪洞县不大可能直接翻越太行山，当时移民曾经经历多少艰难困苦才来到河北竟然没有明确记载。
和当地大多数居民不同，我的祖先是明洪武４年从山东省青州府寿光县盐沙里移民来的。显然那是海边很贫瘠的地方，祖先也是穷人。再往上追述，就不知道我的先祖从哪里来，怎么跑到海边去了。我猜测赵氏的先人本来住在河北，很可能离威县不远。大概是因为战乱逃到了海边，否则不会千辛万苦辗转近千里来到这个并不富庶的地方。
和古代其它多数移民不同，明初这次移民很少“豪族”。周围几个县，只有我们邻村方家营有一户姓方的大地主，而方家的先人却是元代的一个千户。
故乡正式村名叫白佛村，大概早在明代，口语中已经被称作“白伏”而且儿化。据我所知，河北省至少还有三个“白伏儿”，本名也都是白佛村。显然都是因为方便发音被口语叫转了。现在的地图上都改成了“白伏”。
虽然出身于穷苦人家，儿时的记忆大都还是美好的。
我出生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战争没有打到家乡，所以没有经历过战乱。
１９４６年故乡土地改革——群众至今还叫“群运”，那种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我不可能记得。此后，至１９５５年，故乡的老百姓过了十年安定的日子。那时的过来人，至今怀念那段生活。虽然近年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到那时不可想象的高度，却不如那时人们感到幸福。
战乱结束，匪患匿迹，豪强恶霸铲除，贫富差别缩小，至少做到名义上的人人平等，耕者有其田，是农民二千年来很少遇见的
黄金时代。所以，虽然那时故乡没有任何机器，连自行车也很少见，农村的生产力和战国时期没有本质差别，农民却感到非常满足。如果可以选择，我还选择那样的生活。这也许是我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怀乡情结。但是，社会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孔老两家都说过：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严重的不均正是战乱、匪患、豪强恶霸出现的根源。不过，我的父辈还没有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父亲认为“八路军”（故乡人习惯称共产党为“八路军”，也许这更本质一些)最值得称道的是铲除了恶霸而不是平分田地。这大概和我家祖上两代人与本村恶霸斗争有关。见下文。我的舅父们是典型的长工，十分诚实而善良。只知道自己的劳动应该获得报酬，对“增资增薪”和平分田地不很赞同，似乎那是不劳而获的。但是，土地改革使故乡农村获得十年安定却是事实。假如没有１９５５年的合作化，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至少还需要几十年。在华北农村，土地兼并因而农民严重两极分化是很慢的。以白伏村而言，到１９４６年，移民５００年，历经明、清、民国３个朝代，最大的地主有土地２００亩，赤贫者不超过百分之一。地主、富农主要也不是靠巧取豪夺起家，当然也不是完全靠自己劳动，那时合法的剥削也是重要原因。不少人家逐渐中落，是因为子孙众多，不断分家，土地就越来越少。世系单传的，常常经历四代人，家道没有变化。
（未完、未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