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论

第一章 绪  论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是在我国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临床学科。它融汇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及诊疗方法之长，研究自胎儿至青少年这一时期生长发育、医疗保健与疾病防治。

一、中医儿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儿科学是以中医学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中国传统的治疗方法为手段，研究小儿生长发育、喂养保健及疾病防治的一门临床医学学科。它是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不断充实和发展起来的。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  中医儿科学的萌芽期（远古～南北朝)

追溯中医儿科学起源，早在商代甲骨文就记载有20余种病名。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除了记载“婴儿病痫”、“婴儿瘈”等疾病外，还简要介绍了治疗的药物和方法。此期的《黄帝内经》对小儿生长发育、生理特点、多种儿科疾病（如腹泻、癫痫等)的病因、病机、证候和预后进行了论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这是我国历史上儿科医生的最早记载，该书还记述了西汉名医淳于意（仓公)用下气汤治疗小儿气鬲病，为最早的儿科医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立的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学说，对后世儿科辨证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医药书中专门列出了儿科、产科等医事分科，同时也出现了有关小儿医学的专著，如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2卷、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37卷等。

（二)  中医儿科学的形成期（隋朝～宋朝)

隋唐时期，政府设立了太医署，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学制5年，促进了儿科专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以方书命名的医著，其中儿科内容多以独立篇卷论述。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6卷，论述了小儿伤寒、时气、脏腑、……、外科等诸多病证的病因证候。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2卷，载方380首，从小儿初生护养到伤寒、咳嗽等常见病的治疗，共分9门进行论述。

《颅囟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现存的《颅囟经》是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据考可能是唐末宋初所著。书中提出了小儿为“纯阳之体”的观点，还对小儿脉法、惊痫、疳痢、火丹等疾病的证治进行了详细论述。

北宋钱乙，是中医儿科学术发展史上一位有杰出贡献的医家。现存《小儿药证直诀》3卷，为其弟子阎孝忠所编辑，刊于1119年。书中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概括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根据这一特点，钱乙用药时注重“柔润”原则，力戒妄攻和蛮补；对儿科四诊尤重望诊，总结了丰富的痘疹疾病的鉴别方法和面部望诊（如“目内证”、“面上证”)经验；在张仲景辨证论治思想影响下，钱乙首创小儿五脏辨证体系，重视脾胃的调理，提出“疳皆脾胃病”的著名论点；在用药上，他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六味地黄丸、异功散、泻白散、导赤散等，许多方剂不但广泛应用于儿科临床，也被其他学科广为采撷。由于钱乙对整个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后世称其为“儿科之圣”。

北宋时期，各地天花、麻疹等时行疾病流行。山东名医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此类病证，撰写《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提出了用白虎汤、青黛等治疗痘疹的经验。南宋名医陈文中对痘疹的论治，宗钱乙而又有独创，提出用附、桂、丁香等温燥之剂，以治痘疹由于阴盛阳虚而出迟或倒塌者。他不仅是痘疹专家，对小儿杂病论治也多有奇效，著有《小儿痘疹方论》和《小儿病源方论》。在当时，以陈文中为代表的温补学派与以钱乙、董汲为代表的寒凉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促进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为中医儿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辨证论治方法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南宋刘昉等编著的《幼幼新书》40卷，整理、汇集了宋代以前的儿科学术成就，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完备的儿科专著。研究整理了宋代以前儿科的主要著作。同时期还有《小儿卫生www.med126.com总微论方》20卷，对自初生至年长儿，内外五官诸多疾病的证治，分门论述；其中还明确指出新生儿脐风撮口是由于断脐不慎所致，与成人破伤风为同一疾病，主张用烧灼断脐方法预防该病。

总之，中医儿科学在宋代对小儿的生长发育、喂养保健、生理病理特点以及儿科疾病的认识已经比较系统全面，形成了儿科独特的学科体系。

（三)  中医儿科学的发展期（元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中医药学在金元时代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期，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名家各有所长，对中医儿科学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元代名医曾世荣，编著《活幼心书》3卷、《活幼口议》20卷。将小儿病因、病机、诊治等编成七言四句歌诀，并加以注释，以便初学者理解和记诵。对惊风抽搐一证的辨证论治有独特之处，将急惊风归纳为四证八候，提出镇惊、截风、退热、化痰治法，所拟琥珀抱龙丸沿用至今。

明代儿科医家鲁伯嗣，所著《婴童百问》将儿科病证100种，分条论述，详述病源、证候和治法，所附方剂800余首，多为常用良方。

明代薛铠、薛己父子精于儿科，《保婴撮要》（20卷)为其儿科代表作，论儿科病证221种，附有很多验案、验方，薛己对小儿疾病的辨治是以钱乙的五脏辨证为依据，尤重视温补脾肾，对儿科临床参考价值很大。

明代世医万全，著有《育婴家秘》、《幼科发挥》、《片玉心书》等。在详尽阐述钱乙五脏辨证基础上，系统地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等观点，对后世探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有重要指导意义；他十分重视小儿护养，提出“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的育婴四法；在治疗痘疹方面，他勇于摒弃以往医家的偏见，主张“温补凉泻，各附所宜”；在处方用药方面，注重保护胃气，提出“五脏有病，或泻或补，慎勿犯胃气。”万全的学术见解和临证经验，对儿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代儿科医家夏禹铸著《幼科铁镜》，重视望面色，审苗窍，以辨脏腑寒热虚实；运用“灯火十三燋”治疗脐风、惊风等证；重视推拿疗法在儿科的应用。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详细阐述了麻疹各期及合并症的辨证和治疗，是一部有影响的麻疹专书。陈复正《幼幼集成》，将繁杂的指纹望诊概括为“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并以三关测轻重，即“风轻、气重、命危”，至今为临床所采用。

吴瑭不仅是温病大家，也是一位儿科专家。所著《温病条辨·解儿难》提出了“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的生理特点；易于感触，易于传变的病理特点；“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的用药特点；并详述痉（惊)、疳、痘、麻四证的病因与治法，对儿科临证具有指导意义。

明清两代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收集和编辑，儿科内容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国家组织编著的《普济方·婴孩》一册，共51卷。王肯堂《证治准绳·幼科》集众书之长，又参以己见，审证论治，条理清晰。张介宾《景岳全书》中“小儿则”等专论儿科8卷，主张小儿“阳非有余”，而“阴常不足”，临证用药常注重甘温扶阳。清代《医宗金鉴·幼科心法》由清代朝廷编写，将清以前的儿科学作了一次全面的整理和总结，内容极为丰富。陈梦雷《医部全录·儿科》分上、下两册，共100卷，收录了历代儿科医学文献120余种，内容丰富，影响甚广。

明清时期，麻疹、天花等时行疾病的流行对小儿危害很大，在四百多年（1368～1840)的儿科专著中，目前可考查的约200余种、600余卷，其中120余种、320余卷为痘疹专书，从此可窥见明清医家对痘疹防治十分重视。较为著名的有胡璟《秘传痘疹寿婴集》、徐谦的《仁端录》等。稀痘方是牛痘接种发明以前预防天花的方法，郭子章《博集稀痘方论》载有“稀痘方”，《三冈识略》载有痘衣法。这些原始的人痘接种法，在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已经盛行各地。至17世纪，人痘接种法先后流传至土耳其、英国、俄罗斯等国。我国人痘接种法较英国琴纳氏发明的牛痘接种（1796年)早200多年，是世界免疫学发展的先驱。

（四)  中医儿科学发展的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医儿科学有了迅速发展。在儿科基础理论方面，对稚阴稚阳、纯阳学说、五脏“有余”和“不足”及变蒸学说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认识趋于一致；在辨证论治方面，对儿科常见病制定了一系列诊疗标准，并逐渐规范化。尤其是对一些新的病种（如儿童多动综合征、厌食、病毒性心肌炎、肾病综合征)已总结了较为规范的辨证论治规律，并广泛应用于临床。

中医儿科学教育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全国各地建立了中医院校，招收了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个不同层次的学生，同时也编写了适用于不同层次教育的中医儿科学教材和参考资料。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中医儿科学的各层次人才，确保中医儿科事业得以继承和发展。同期也出版了大量中医儿科学术著作。80年代，王伯岳、江育仁主编的《中医儿科学》集古今儿科之所长，系统论述了中医儿科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常见病的辨证论治。江育仁、张奇文主编的《实用中医儿科学》，分基础篇、临床篇、治法篇，是一部紧密结合临床，具有实用价值的学术著作。这一时期，《中医儿科学》教材历经多次修订和补充，内容不断更新和完善，其中本科教材已历经六版，对中医儿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均有继承和发展。

近二十年来，中医儿科学术交流十分活跃。1983年9月成立了中国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中医儿科专业委员会，这对促进全国中医儿科界的团结和学术交流、推动中医儿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西医儿科学的传入及在我国的发展

西医儿科学是根植于西方文化，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研究自胎儿至青少年这一时期小儿生长发育、保健以及疾病防治的医学科学。西医儿科学的传入，最早应追溯到清代。1843年英国人Hobson在香港教授医学，其中《妇婴新说》是一部叙述小儿看护法及小儿疾病的专著，是西医儿科学较早的译本。清代成立了教育委员会，设立了儿科学专业，创办了数所以西医方法治疗小儿病的儿童医院。1943年褚福棠等编写了《实用儿科学》，自此，我国开始有自己比较完备的西医儿科参考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西医儿科学在我国发展迅速。自70年代开始，全国推行儿童基础免疫，免费接种疫苗，使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比如天花、鼠疫、先天梅毒等对小儿危害性极大的传染性疾病基本扑灭。先天性心脏病的早期诊断和手术治疗，提高了对该病的诊治质量。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医院校建立了儿科系，出版了系列的西医《儿科学》教材，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西医儿科的人才。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了几十所儿童医院，西医儿科医师在数量上不断增长，质量上也有一定提高。总之，西医学的引入对我国儿童的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提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中、西医融汇贯通，创立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提供的认识手段，每一种医学都是当时科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人们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反映。中医儿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以辨证论治为其主要诊疗特点，其思维模式是宏观的，是哲学与医理的统一。而西医儿科学的形成则是根植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唯物辨证观，充分利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其思维模式偏重于微观，并受到近代还原论的较深影响。随着西医儿科学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以及中、西医儿科学在临床实践中的结合应用，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中、西医儿科学虽然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这就决定了两种医学在价值标准、发展方向和学科属性上必然相通。这种相通就是中西医结合儿科学得以兼容的前提和基础。中、西医儿科学在诊治疾病时各有所长，两者的结合将取长补短，有效提高诊疗质量。比如治疗肾病综合征，西医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可使患儿病情较快缓解，但是长期应用激素也带来了副作用。如果同时采用中医辨证论治，从整体调整机体由于激素造成的阴阳失衡状态，则可有效减轻激素的副作用，提高疗效和患儿的生存质量。因此，两种医学的不同是并蓄的基础，也是其优势发挥的前提。

建国以来，中、西医儿科学在临床实践及科学研究方面广泛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辨病与辨证结合，加深了对疾病的认识和对疗效评价的客观性。“病证结合”已成为目前公认的中西医结合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方式。西医的辨病能从微观角度了解疾病的病因、病机及病理演变情况，但缺乏整体性和个体化；而中医辨证则反映小儿患病后的整体状态，但缺乏精确性。比如，同样是小儿肺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体中体现的中医证型可能是不同的，只有结合中医辨证才可能实现真正个体化的治疗；再如，同样是血热妄行之紫癜，可能是过敏性紫癜，也可能是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急性型。因此，明确患儿所患疾病以及疾病的中医证型是同样重要的，它是制订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的前提和关键。近十年来，我国儿科界对小儿肺炎、支气管哮喘、小儿腹泻、癫痫、病毒性心肌炎、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肾病综合征等常见疾病的中医辨证分型进行了规范，并制订了相应的疗效评价标准，使辨病与辨证结合得以实现，并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和新药开发领域。

（二)中、西医儿科学治疗手段的结合，提高了临床疗效。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的较好结合，使中西医治疗手段的结合成为可能。中医和西医治疗手段在临床上结合应用，可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极大地提高临床疗效。比如，对小儿肺炎后期，肺部湿啰音不消散者，应用中药外敷，可促进湿啰音的吸收，缩短疾病疗程；又如，在采用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肾病综合征的同时，根据不同时期临床特点结合中药辨证施治，则可减少西药副作用，提高临床疗效。尤其是中药剂型的不断改进，产生了一批中药注射剂，如双黄连注射液、清开灵注射液、丹参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生脉注射液等，使中西医结合更加普遍。比如，治疗细菌和病毒的混合感染，临床将抗生素和具有抗病毒作用的双黄连注射液共同滴注；又如，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将果糖和生脉注射液在同一疾病阶段同时应用，可明显提高临床疗效。

（三)中西医结合儿科学的科研工作不断深入。中西医结合儿科学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也极大推动了中西医结合儿科学的科研工作。临床采用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的原则，对单纯中医治疗或单纯西医治疗病例与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例的疗效进行客观评价，结果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明显提高总体疗效或改善临床症状和体征，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与此同时，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使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探讨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机理研究也不断深入，为中西医结合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比如大量临床及实验表明：活血化瘀药能增加冠状动脉循环血量，改善心肌缺血，并能改善微循环障碍，对血小板粘附、聚www.med126.com/yishi/集及释放有抑制作用；同时，活血化瘀药物还具有抑制病原体、抗炎、止痛及促进组织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清热解毒药物不仅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而且能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

目前，中、西医儿科学虽然没有达到完全的融会贯通，但是其在临床实践中的优势已越来越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国家已经将中西医结合专业教育定位在高层次教育上，许多中、西医院校都相继开设了中西医结合七年制和五年制专业。随着西医学的不断发展，在对人类基因全序列的解读和研究过程中，西医学专家已经认识到了生命网络调控的复杂性，他们也力图摆脱还原论的束缚，开始重视用系统的观点（整体观点)研究人体和自然界，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医学和西医学会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实现真正的有机结合，这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