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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三国演义》中的中医文化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作者:  李姝淳


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四大经典之一,是一本描写王侯将相群雄混战的历史演义。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找到中医药的痕迹。《三国演义》写的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所以书中出现的疾病也有时代的特点,主要是外科刀箭伤和内科的情志病。虽然从书中涉及的中医中药内容不多,但是,却也可以从细微处看出中医中药的奇妙之处,可以看出中医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渗透,浑为一体。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起于刘、关、张园结义,终于王浚平吴,包括了整个三国时代。相对而言,《三国演义》中涉及的中医中药内容并不算多。但是,却也可以从细微处看出中医中药的奇妙之处。
    
《三国演义》中的疾病主要是外科刀箭伤和情志病,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该书所叙述的主题有关。在战乱年代,尤其是冷兵器时代,刀剑伤是难免的,这也是就宋代陈铎在“三因致病”中有“不内外因”的原因了。而情志病的产生和书中的历史背景有关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强臣弄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群雄混战,民不聊生。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其中胸怀宽广者则忧国忧民,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士大夫中也有心胸狭窄者,妒贤忌能,心生嫉妒;也有怀才不遇,忿忿不平者,真是“英雄气短”!如此多忧、过思、郁怒,则情志过激,终会伤及脏腑变生疾病。


一、   外科:刮骨疗毒,妙手仁心
    
不可否认,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医的外科有其自身的缺陷,比如解剖的不精确性等,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医在外科方面的神奇疗效。在遥远的汉朝,华佗已经发明了麻沸散作为麻醉剂为病人进行手术治疗。《三国演义》中的外科医案基本上是华佗的病案记录,成功地将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的艺术形象极其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弥补了正史的平淡。在第15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中,东吴将领周泰为救孙权拼命厮杀,自己“身被十二枪,金疮发胀,命在须臾”。帐下董袭言及自己以前曾身遭数枪,蒙一郡吏虞番推荐一个医生,再由虞番介绍当世之神医,由此华佗出场了。这只是一个开始,是为后来为关公刮骨疗伤,为曹操治头风的高潮做铺垫。
    
从小说的行文来看,周泰是伤得很重,以至于“命在须臾”, 而华佗的镇定以及对预后的判断都表现出一个神医的风范——“佗曰:‘此易事耳。’投之以药,一月而愈。”华佗究竟用了什么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华佗诊治之后,周泰没有感染,没有并发症,而且在一个月后就痊愈了,可以说,中医外科对于刀剑伤的处理还是非常得当的,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好的疗效。

神医华佗与医圣张仲景都是东汉末年的医家。与张仲景坐堂行医不同的是,华佗是游方医,云游四方,为老百姓治病,因此当关公在樊城中箭时,华佗也赶到樊城为一代名将刮骨疗伤。
    
关公,一位被神化的名将,所向披靡,却偏偏因为轻敌,在水淹七军之后攻打樊城之时,“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绿炮”,于是给了守城将领曹仁可乘之机,招了“五百弓弩手,一齐放箭”,关公右臂中箭翻身落马。曹仁也深知关公厉害,所以他的箭是淬毒的,当关公回营时“毒已入骨,右臂轻肿,不能运动。”好强的关公为了稳定军心,不肯回荆州休养,于是众将只能遍寻名医。
       这时,华佗驾小舟自江东,特为关公箭伤而来。当时关公正与马良弈棋,华佗请关公伸臂检查。“佗曰:‘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这“乌头之药”就是指剑上的毒是乌头的毒,这乌头是剧毒之品,如果入药不仅要经过炮制还有先煎、久煎,可见它毒性之烈,所以必须彻底清除。华佗打算用大环钉在大柱上,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首,再动手术。对于一个沙场老将使用这样的办法,可想而知这个手术的“惨烈”程度。
    
但是,关公毕竟不是一般人,过五关斩六将早已让我们见识了这位“神人合一”的将领的传奇式的经历。所以,面对着华佗如此大动作的准备,“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伸臂令佗割之……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关公很是开心,“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医生是神医,病人也是神人,虽然很夸张,毕竟让我们见识了华佗的医术和关公的神奇。

《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终究有演义的成分,但是,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当时应该已经有了进行这样的外科手术的能力。所以后人有诗曰:“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惟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
    
从现在医学的角度来看,关公当时的状况应该是由于箭伤透骨而出现类似于骨髓炎的病症,所以,需要割肉刮骨,清除感染的骨段,现代医学对骨髓炎的治疗也是彻底清创,刮除感染骨段。可见,中医外科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不管中医外科后来的发展轨迹如何,也不管西医如何看轻中医在形态学上的缺陷,中医外科在汉代三国时代已有如此水平确是难以否认的,虽然西医的解剖学与生理学在古希腊时期已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真正用于临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西方的外科学是在十六世纪以后对于解剖的正确认识后开始的,而真正出现包括手术,抗感染等的现代外科学是在19世纪40年代,可见,我们中医的外科的完善至少要比西方外科学的完善早1500年。


二、   内科:七情内伤,回春乏术
    
在战乱年代,寻常百姓一般容易得的是脾胃病,因为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容易损伤脾胃。因此,李杲在被围城半年之后创立了“脾胃学说”,就是因为他看到被围之后百姓因为饥饿而损伤脾胃,围解之后又因为暴饮暴食导致脾胃损伤,从而使东垣老人成为“补土派”一代宗师。但是,做为统治阶级,无论是低层的士大夫阶层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子,则比较容易得的是情志病,一方面由于他们衣食无忧,另一方面,国家、民族和个人的荣辱都是考虑的范围,因此,过喜伤心,过悲伤肺,暴怒伤肝,都是情志致病的重要原因。在《三国演义》中,有大量由于过悲过怒而致病的病案。在第13回中,杨彪和朱儁由于李傕劫天子,郭汜劫公卿,觉得自己“‘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之间耳。’相抱而哭,昏厥于地。”甚至于,“归家成病而死”。当然,这只是《三国演义》中情志过激而导致疾病的一个序曲,只是铺垫,真正的高潮在于诸葛亮三气周瑜,终究送了周郎的性命。


1.周郎妒才是病根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文人墨客怀念赤壁的千古绝唱:“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但是,直面残酷的战争,毕竟没有文人墨客的浪漫主义,面对着十倍于己方的曹军,就算是久经沙场的周公瑾也未必有词中的轻松。他需要面对的是战与降的选择,是江东父老的命运何去何从,所以潇洒倜傥的周都督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周瑜毕竟是周瑜,在这么纷繁负责的情况下,他依然可以让蒋干中计,让黄盖诈降,让庞统献计连环船。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但是,偏偏多了一个诸葛亮,他处处识破周瑜的计谋,让周瑜又惊又气。毕竟,在兵不厌诈的战场上,有个人永远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对于自己来说是个天大的威胁,更何况,少年得志,心高气傲的周瑜怎能容他人酣睡于自己卧榻之旁。但是大敌当前,周都督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迫害刘备的使者诸葛亮而破坏孙刘联盟,只好三番五次耍小性子,让孔明打赌、造箭、立军令状,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势头。然而,一场场的凶险都在诸葛亮的机智下化解了,这是周瑜的病根――心胸狭窄的他对于诸葛亮的嫉妒是其情志郁结的病根。
    
赤壁之战的前夜,定下“火攻”之计的周瑜得意洋洋地到江边巡视,大风刮旗拂面时才突然意识到,必须有东南风才能将火攻之船送至北岸,可是,隆冬季节,哪里来的东南风?周瑜意识到这一问题时,为时已晚,破曹之战已箭在弦上,一时急火攻心,“昏倒在地,口吐鲜血”。 这就是中医所讲的过激的情志对身体的伤害,“五志过极化火”,火热迫血妄行,于是一阵东风把周郎急得吐血
    
这个关节,只有诸葛亮昭昭然。于是,诸葛亮给了周瑜十六个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治好了周瑜的心病,所以才有后来的“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使区区八万之众打败了曹操八十万大军,但是也引起了周瑜病情的进一步发展——对诸葛亮的嫉恨有增无减。
    
诸葛亮当然不会对于自己的危机置之不理,所以,也就有了后来的“三气周瑜”,一气周瑜,夺了南郡取荆州,让周瑜金疮迸裂,二气周瑜,将计就计让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金疮难愈了,最后,诸葛亮借识破周瑜假途灭虢之计,三气周瑜,最终让周瑜在大叫:“既生瑜,何生亮”的怨愤中恨恨而亡。
    
周瑜的死是真正的“气死”,他对诸葛亮的无法释怀的嫉妒使他长期的肝气不舒。“肝主疏泄”,宜舒畅而通达,若情志不畅,必然导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导致气血逆乱,最终导致了血液妄行吐血而死。
    
一代名将却最终死于嫉恨,死于自己的心胸狭窄。这也给了世人很好的警世,同时也属中医调神养生的内容,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做人何必计较于一时的得失呢,对别人宽厚一些,对自己也宽厚些,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高质量的生活。


2.曹公多疑世难医
    
在《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人也是由于情志病而病死,而且病得“遗臭万年”,因为他杀了神医华佗,他就是魏王曹操。曹操本身就有头痛之病,第二十二回中,袁绍令书记陈琳写征伐曹操的檄文,并于各处关津隘口张挂。檄文传至许都,当时曹操方患头风,卧病在床,左右将此檄文传进,曹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又第二十三回中,建安五年太医吉平对国舅董承说:"操贼常患头风,痛入骨髓;方一举发,便召某医治……",因为中医认为风是“善行数变”的,所以经久不愈,时发时止,甚至一触即发的头痛被称为“头风”。我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七情不调(即喜、怒、哀、乐、悲、恐、惊七情)是诱发头风的重要原因。古代医学著作《证治准绳》指出,头风其痛“作止不常,愈后遇触复也。”可见,这头痛之证是缠绵难愈的。
    
在东吴将关公的尸首送到洛阳以嫁祸曹操之后,曹操将关公厚葬,但是,“每夜合眼,便见关公,操甚惊惧”,甚至不敢在旧行宫住下去,于是决定另建新殿。这是曹操的头痛病发的诱因之一,是情志过激所致,从中医角度讲,恐伤肾,过度惊恐伤及肾脏,“肾为先天之本”,肾为恐所伤则引发百病,也为他后来的剧烈头痛种下病根。从西医角度讲,严重的失眠和惊恐导致出现了神经官能症,从他的暴戾和喜怒无常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神经精神系统开始出现问题了,对于一个六十六岁又工于心计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问题。就算是单纯的失眠和惊恐,对于人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打击,所以为了求得安宁,避免行宫旧殿的"妖魔"纠缠,决定砍大树造新宫殿。谁知当曹操佩剑亲自砍伐一棵长了百年的老梨树时,竟然被树中的"血”溅了一身。曹操大惊。当晚便睡卧不安,梦见“梨树神”用剑来砍他,曹操吓得大叫而醒。惊醒之后,立即感到头脑疼痛不可忍。急传旨遍求良医治疗,不能痊可,后又请华佗诊脉视病,华佗说:“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可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在近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有了开颅术的概念,这是一个大胆而又令人振奋的想法。
    
然而,残暴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他,残忍地杀害了华佗。华佗被杀后,曹操又遇几次惊骇,幻见被他惨杀的马腾父子、伏皇后、等二十余人,浑身血污,前来索命。曹操病势加剧,更觉头目昏眩。次日,又觉气冲上焦,目不见物,不多时便气绝而死,寿年六十六岁。
    
从《三国演义》中我们无法知道曹操是否有高血压等病史,但是,从症状和病程看,曹操的头痛的病史并不短,从建安五年,陈琳檄文治好曹操的头痛开始,至少有20年的病史。曹操的20多年的头痛应属于血管性头痛。这20年中,曹操南征北战,用尽心机,耗尽心血,在老年的时候,由于有严重的情志刺激,出现情绪极大波动,所以出现脑血管意外是不奇怪。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四大经典之一,虽然不是正史,但是却也尊重历史。因此,作为一本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中医中药的份量虽然相对较少,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得到不少的启示。中医外科在华佗时代的辉煌,不仅可以刮骨疗毒而且可以开颅取涎,让我们的外科领先世界1000年。小说中的情志病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心胸的狭窄或七情太过不仅让人不开心,而且对于身体的危害也不小,对于在现在环境压力下工作生活的人们,应该有一点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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