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崇峻


壹、前 言
??傳統社會中學養深厚的醫家很少，民眾身體不適，多依靠鄰里經驗，服用一些草藥和簡單的中藥組合，或是採用推拿按摩、刮痧、拔罐、放血等民間療法， 當然也有吃香灰、飲符水者。病勢較輕的，或許可以得到效果，若是遷延時日不得好轉，或是罹患急症、重症，就需要比較完整的藥物處方。然而，除了專業的醫療處方和求神問卜之外， 民眾還可以從那些管道獲得處方？這些藥物的內容如何？民眾服藥行為受到哪些通俗觀念的影響？這些與廣大民眾健康息息相關的情節，在一般史書中較少有完整的記述，本文試著從明清時期的醫藥文獻、筆記小說及民間通行的日用類書中加以整理，期能獲得一些概括的印象。
??貳、民間醫者及其用藥分析
??傳統社會中為人治病處方者，除了少數的醫家之外，大多依賴一些以經驗為主，未具有完整醫學素養的民間醫療人士，例如《儒林外史》就寫一位張姓醫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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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晚生在江湖上胡鬧，不曾讀過甚麼醫書，卻是看的症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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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人士的身分頗為複雜，有些人還能相命擇日、請仙扶乩，可以說就是民間的數術之士。也有一些人是出家的僧侶、道士，因為傳統醫學與佛、道二教關係頗深，漢代以來許多出家人成為著名的醫者，而一些新興宗教，也會利用為人治病的機會傳播。 更有流散各地，有時為人治病，有時以乞討維生的乞丐，例如清末文人俞樾（1821—1907)曾記述無錫有一行乞於市的啞丐，某日至一縉紳家門口，門房驅趕他說「吾主人幼子病危」，啞丐竟言「我能治之」，縉紳大異而請入診視，服藥三劑之後霍然而癒。縉紳問其生平，啞丐自述其父原是開設藥肆，父歿後流而為丐。後縉紳將他所開脈案給習醫的友人看，發現所述「不成文理，所書藥名，亦多別字」，大概是憑機運而偶中。
??比較特別的是，由於嚴男女之防的觀念，使婦女諱疾忌醫，因此民間醫者中也有一群經驗豐富的婦女為人治病，如《醒世恆言》寫周小姐頭疼、咳嗽，母親本想請醫者來看，但以丈夫出外，家中無男子而作罷，只好請隔鄰的王婆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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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喚作王百會，與人收生，作針線，作媒人，又會與人看脈，知人病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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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清代小說《夜航船》，曾描述一位採菱少女，被菱角傷其下體，少女懼羞忍耐，漸至臃腫不堪，其父延女醫治之無效，欲尋名醫，少女卻說：「壽殀天數，出醜就醫，寧死不為。」 對於這類女醫，明代文人李東陽（1447—1516)曾批評她們不識字，不懂得藥性和處方，只是到藥店中購買現成的丸散或方劑，為人看病就憑經驗給予成藥，病人若因此痊癒，自然大方酬謝，若不幸不治，則歸諸命運。找她們看病的，還不少是士大夫之家。李東陽故而感嘆：「其愚不明，亦甚矣。」
??另外有一群巡迴各地以看病為業的人士，通稱之為走方醫，又因他們隨身帶著可以發出聲音的鈴或環，所以也被稱為鈴醫。這群人的背景也頗複雜，上者有飽讀經書、志趣不凡的學者；下者也有不學無術、招搖謀利的騙徒。前者如小說《老殘遊記》中的主角鐵英，特別在明清易代之際，許多儒者以行醫為業，除了不仕異族外，還可藉機密謀反清；後者如小說《金瓶梅》以打油詩諷刺：「我做太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只會賣杖搖鈴，那有真材實料。」
??總體而言，走方醫的社會地位低落，政府方面認為他們居無定所，遊食四方，類如乞丐；一般士大夫和醫家，對他們很沒有好感，認為他們自稱醫技神授，卻多是誇大不實，惡劣者更還要挾病家，不擇手段，唯利是圖。清末的劉鶚（1857—1909)在《老殘遊記》敘述一位高姓文人見到鐵英學識不凡，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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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本是科第世家，為甚不在功名上講求，卻操此冷業？雖說富貴浮雲，未免太高尚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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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傳神地點出士大夫對走方醫者的鄙視。
??由於這一特殊行業為師徒制，弟子拜師時需立誓不得洩密，所以他們的治療方法與用藥都不為外人所知。然而，清代中葉浙江名醫趙學敏（約1719—1805)，因為族人中有從事此業者，得以探究走方醫者的用藥，經他的蒐集整理，刪去一些荒誕不經、近於巫覡的內容，編成了《串雅內編》、《串雅外編》二書。前書所錄大部分是內服藥，後書則包含了一些特殊的治法，如洗滌、吸煙、引火、符咒等傳統醫學中少用之術，非親歷其事者，實不容易判斷其效。根據趙學敏的記述，走方醫者對方藥的分類也與一般醫家大不相同， 《串雅內編》書中僅概分為「截藥」、「頂藥」、「串藥」、「單方」四類。「截藥」指阻截疾病，驅邪於外之意；「頂藥」是上行之義，也就是嘔吐劑；「串藥」就是瀉下劑；「單方」則是各種疑難雜症的偏方。
??綜觀《串雅內編》書中數量頗多的方劑，很容易發現一些名為「神方」、「仙丹」、「天下第一」等具有誇大用語的方藥。也有一些附會神靈之名的藥，如「紫陽真君塞鼻丹」、「靈寶化積膏」等。另有一些有著吉祥華麗的藥名，如「黃鶴丹」、「蓬萊丸」、「仙桃丸」等。最普遍的是一些沒有命名的藥，直接以治療的病症稱之，如「拿瘧」、「截臌」、「倒頑痰」等。也有一些藥方很明顯地誇大不實，例如「牛郎串」（又名「遇仙丹」)，用的是白牽牛頭末、白檳榔、茵陳、蓬朮、三棱、牙皂等藥，卻可以治療邪熱上攻、痰涎壅滯、翻胃吐食、諸般痞積、瘡熱腫痛、鬼胎癥瘕、誤吞銅鐵諸物，「有疾去疾，有蟲去蟲，不傷元氣臟腑。」
??再細看方劑的組成，大部分都是常見的、便宜的藥材，正如許增在《串雅內編》的〈緒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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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醫有三字訣：一曰賤，藥物不取貴也。二曰驗，以下咽即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倉卒即有。能守三字之要者，便是此中之傑出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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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字訣」非常真實地表達了鄉間民眾的需求。然而，我們也發現走方醫者更大膽地使用較多的礦石和動物類的藥物，如硫黃、雄黃、白礬、朱砂、輕粉等。在幼兒用藥上也有這種情形，如小兒百病可治的「八仙丹」，在全部四錢的藥材中用了朱砂五分、雄黃六分， 這二種藥物雖然具有殺菌解毒作用，但也都是含毒性的藥物，製法不當與服用過多都會產生嚴重的副作用。 而在動物類藥物中，蜥蜴、蜈蚣、斑蝥、穿山甲、全蝎、蟬蛻、鼠膽、蟾蜍、水蛭等都是走方醫常用的藥物。 這些藥物在殺蟲、治療疔腫瘡毒、化瘀排膿、鎮定心神、治小兒驚風等或有不錯的效果，也正是走方醫者所擅長的項目，但因這些藥物中很多都具有毒性，所以必須謹慎使用。
??走方醫是不是全無本事，只憑著巧言利齒矇混臆測？也不盡然，趙學敏就發現他們在某些項目上「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 。許增又進一步解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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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有最驗者，曰丹頭，即劫劑是也，病除後，必不可再用。走醫多挾此以博效，人每詫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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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速效，用藥大膽，不計其副作用，確實是走方醫者的特色，如清代小說《醒世姻緣》就寫一位鈴醫治好了侍女青梅的乾血癆，書中描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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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者)拿出一包丸藥來，如菉豆大，數了七丸，用紅花桃仁煎湯，當即服下。……待了一鍾熱茶的時候，青梅那肚裏漸漸疼將起來，下了二、三升焌黑的臭水，末後下了些鮮紅活血。
??清代醫家程杏軒曾記述一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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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人某，久患痞積，腹如抱甕，偶遇方士，教以外用炙法，內服末藥，即可刈根。某信之，數日後，忽覺心嘈如飢，吐下紫瘀，成椀成盆，頭暈不能起坐。無力延醫，舁至鎮中戚家，招予往視，病者踡臥榻上，閉目呻吟，方欲診脈，又血湧出，狀如豚肝，遍地皆污，昏暈手戰咬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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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杏軒診治發現脈雖虛細，尚未散亂，先灌食少量米湯，再以黨參湯益氣，後服八珍湯止吐，囑農人回家繼續服用歸脾湯加黑糖，多服自能有效。這二個例子，病人都是下層民眾，生病時除了聽天由命之外， 不容易獲得充分的醫療照顧，而走方醫常使用的攻下「串藥」，身體承受得住，或許可以得到療效，當然也有誤診和劇烈副作用的風險。
??除了檢視藥材之外，筆者也試著把《串雅內編》中零散而眾多的方劑加以整理，其中「單方」類中有很多是古怪的偏方，例如婦人乳脹，「用本婦梳上垢，刮下為丸，滾水送下。」有效與否，實難評斷，而且傳統醫學較少大量使用單一藥材，所以重點放在「截」、「頂」、「串」三類方劑中。在總數247首方劑中，最多的是內科方面的方劑，其中以治療流行性、傳染性的感冒、咳嗽等最多，當然重大的傳染病，如同瘟疫一般，對民眾生命的威脅極大，走方醫也有不少這類方劑，如「普濟丹」、「蓬來丸」，可治療一切「瘟疫時氣、昏迷、頭痛」等病症。
??其次是治療瀉痢等胃腸疾病的藥方也不少，如「截瀉丸」、「返魂丹」等。另外，治療臌脹的藥方也有很多種，只是這類疾病涉及到肝、腎、脾臟病變等多種因素，而且是可能致命的重大疾病，治療方式自須慎重，醫家多認為不能一昧地逐水，必須採用「攻補兼施」的方法，例如張介賓（1563─1640)就曾批評走方醫全用逐水方藥，所以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去水消腫，但是後果則頗為嚴重，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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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顧人之虛實，不慮人之死生，惟以見效索謝而去，不知隨消隨脹，不數日而復，脹必愈甚，苟以年衰積損之證，而復遭此劫，則百無一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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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皮膚相關的藥方也多，其中又以治療癰疽、疔瘡、腫毒的藥物最多，至少有四十種以上。還有一些很特別的藥，如紅玉膏是敷面的，可使婦女面色紅潤光滑。也有可以使頭髮烏黑的、可以去除腋下異味的、點痣的、去刺青的，可說是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皮膚用藥多，反映了農耕工作需要接觸泥土與糞便，加上陽光的曝曬及環境衛生不佳，容易使皮膚的小傷口發生細菌感染，繼而潰瘍化膿不易癒合，若不幸進入血液循環中發生敗血症，出現組織壞死，甚至嘔吐、神昏譫語等侵入神經系統的嚴重情況，在沒有抗生素的時代，死亡率很高。 然而，從小傷到擴大及惡化，病程較長，大部份民眾不以為意，不願尋醫求治，走方醫往來各地，正方便臨門診治。
??在外科方面，以治療刀傷、跌打損傷、骨折、動物咬傷等方藥最多，一般常說的「金瘡藥」、「透骨丹」等都包含在內，從古至今這些都是民間醫療的主要項目。比較特別的是書中收有「開刀麻藥」、「換皮麻藥」、「整骨麻藥」等三種， 前者是外敷，後二者都是內服，例如「換皮麻藥」用羊躑躅三錢、茉莉花根一錢、當歸一兩、菖蒲三分，水煎服一碗，「即如睡熟，任人刀割不疼不癢」。還有一種藥叫做「小金蓮」，可使女性足部骨骼柔軟如綿，以方便裹足，並具有止痛效果，鄉人若上衙門恐遭受夾棍刑求，可在前一日先敷上，屆時可保無虞。
??總之，在缺乏醫療資源的鄉村地區，民間的各種醫療行為自有其生存之道，他們特殊的治療方式與用藥，雖然受到醫家的批評，卻符合民眾親切、便利、價廉、速效的需求。
??參、日用類書中的疾病概念與用藥
??方劑的蒐集整理與方書的出版，一直是傳統醫學中的重要特色，早在漢代劉向（前77—6)、劉歆（前53—後23)父子整理先秦典籍，在有關醫學的書籍中特別分出「經方」一類，所謂「經方」即經驗方，也就是臨證有效的方劑。劉氏記載有十一家，共二百七十四卷， 顯示當時已累積豐富資料。此後歷代醫家與文人皆關注於此，唐宋以降印刷術的發展，更有利於醫藥知識的傳播，特別是宋代以政府的力量編輯《太平聖惠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書，對普及醫藥知識有很大的貢獻，並使具有識字能力的人，可以從各種醫藥書籍中尋找現成的藥方，自行調劑服用，元代醫家朱震亨（1281—1358)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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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劑局方之為書也，可以據證檢方，即方用藥。不必求醫，不必修製，尋贖見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仁民之意可謂至矣。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之以為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
??宋代以後政府較少出版方書，但民間出版的風氣依然不減，醫家的編輯重在完整與專業，而一般民眾就以有效方便的驗方和秘方為主， 明初大臣楊士奇（1365—1444)曾記載，有寺廟如朝天宮就刻印外科急救、婦女胎產和兒童瘡疹等民間常用的醫書和方劑，「遠鄉僻地，猝然有急患，不得醫藥，得此亦可少濟也。」
??由於現在比較常見的方書，多數是醫家編寫的專業書籍，不易從中了解一般民眾的用藥情況。筆者蒐尋四種民間流通的日用類書，就有關醫藥的內容與醫書相比對，並試著分析其特點。這四種類書是：
??《多能鄙事》由劉基（1311—1375)所編，據明嘉靖時范惟一的序文所記，此書為劉基在元末時完成，到嘉靖時代雖已部分佚失，但仍在浙江地區流通， 李時珍《本草綱目》也有參考收錄。全書共十二卷，卷六為「百藥類」，雜錯地列舉96種方藥及其主治項目。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作者不詳，《四庫全書總目》以其文中稱元朝為「聖朝」，而認為是元代的作品。全書依天干順序分為十集，第「壬集」後半為「治諸病經驗方」，計收有70種方劑，包含婦科6種。
??《便民圖纂》的作者也不詳，嘉靖時期在江蘇地區流通，後來在貴州、雲南皆有刻印，可見其流傳廣泛。全書共十六卷，第十二、十三卷為「調攝類」，列出內科、外科、皮膚、急救等各種方劑，僅就內科計算，共計有142種，其中並包含婦科21種、小兒12種。
??《萬寶全書》由徐企龍編，明萬曆四十二年刻印的版本卷首說：「坊間《萬寶全書》，不啻充棟，然不一精撰，混雜編章十者有之。」 可見這類書籍在當時相當普及。此書在日常用藥部分包含三項主題：?「諸品藥性」。介紹消痰、補氣、補血、治咳嗽、退火熱、消食、止渴、消浮腫、瘧疾、頭腹心疼痛等共計21類的各種藥材。?「濟生奇方」。指示民眾在治瘧疾、痢疾、傷食、虛弱時，針對各種症狀加減藥物的8種方劑。?「杏林摘要」。包含春、夏、秋、冬四季「用藥活套」等項目，提示民眾四季保健與治療時症的藥材和方劑。不計單方和藥材，此書只列出20種最常用的方劑。
??四種日用類書都使用許多流傳已久的現成方劑，如《萬寶全書》列舉至今仍常使用的五苓散為張仲景所創；十全大補湯、參蘇飲、對金子飲、不換金正氣散等都出自宋代的《和劑局方》。《便民圖纂》又增加了一些宋、元四大家的成方，如李杲（1180—1251)的清暑益氣湯；劉完素（約1132—1200)的地黃飲子；張從正（約1156—1228)的防風通聖散；朱震亨的截瘧丹、獨活湯等。而就其性質與功用看，依張介賓的分類，比較多的方劑是屬於適用廣泛的、調和元氣的方劑， 例如清暑益氣湯除了治療暑熱外，還有益脾胃，對腳氣、肢節疼痛等也有效用。特別的是《萬寶全書》收錄的方劑雖少，卻不只敘述每個方劑的組成藥物，還如同醫者辨證一般，提示不同症狀可增加的藥物，如參蘇飲，主治四時感冒、發熱、頭痛。有嗽咳可加五味子、杏仁；鼻衄可加麥門冬、茅根、烏梅；心火盛去木香加黃芩、柴胡；嘔逆吐加砂仁、霍香；脾泄加蓮肉、黃芪、白扁豆。
??各書也都收錄了一些民間秘方，其中以《多能鄙事》所收錄的最多，這些秘方多數為單方和使用幾味藥材的簡單方劑，以方便民眾依法調製，據書中所述其功效頗為神奇，例如有一方可「治牙關緊急，心疼欲死者」，用隔年老蔥白三到五根，去根鬚，擂為膏，將蔥膏用小匙送入病人喉中，再以香油四兩灌送，可立即甦醒，一段時間後腹中的蟲病等物會化為黃水排出，「微利（痢)為佳，除根，永不再發。」 另有一方「以菉豆炒為細末，入小粉亦炒過，和勻香油」即可，治燙傷有效，甚至連「軍中被砲傷者，用之皆好。」 但也不免令人懷疑是否有所誇大。
??民間秘方多使用日常唾手可得的材料，例如把田螺搥碎後「用酒煮，食其螺，以酒嚥之」，可以治「黃疸，汗弱皆黃者」 。另一方是治「氣虛水腫浮脹」，主要用大蒜加蛤粉製成藥丸，每服十丸若氣不升降，「即以大蒜一頭，每瓣切開，逐瓣入茴香七粒，用濕紙包，煨香熟，嚼爛，白湯送下。」 田螺、大蒜是日常中再普遍不過的食材，據李時珍（1518—1593)蒐集明代以前各家流傳的記述，田螺與大蒜能使用在很多疾病上， 對鄉里民眾而言，是非常方便好用的藥材。然而，黃疸與水腫在現代和傳統醫學中都不是平常的小病，例如黃疸與肝、膽、脾都有關連，急性黃疸症的死亡率甚高，就算是一般的黃症，治療過程中也要謹慎用藥，若遷延時日轉為他症，則預後不佳，早在漢代醫家張仲景（約150—219)就指出：「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後劇為難治。」 民眾若只使用田螺治黃疸，不免有些風險存在。
??由於上述諸書對於所列舉的病證並無分類，也幾乎沒有對病因、辨證和治療的分析，不易從中見其輕重取捨。又因為諸書並非醫療專書，所以書中列舉的病證應是一般民眾最常罹患的，因此，除了含義甚廣的風、寒、暑、濕之外，我們可以從中歸納出民眾認為可以自行服藥的疾病，如以下所列：
??虛弱、瘧疾、瀉痢、淋證、痔漏、水腫、鼓脹、痰飲、咳嗽、積聚、翻胃、黃疸、出血、頭疼、心腹疼痛、腳氣、癇證。
??大體而言，多數人在身體不適時，其實很難確認致病的因素，也不容易細微地感知是那些器官的不適，人們大多只能根據症狀和經驗，套用上述的疾病概念。不論是依靠人體的免疫功能，或採取任何的醫療行為，大體上只要不適的感覺得到控制，醫療活動即可告一段落。
??民間日用類書和各種方書，讓具有識字能力的人可以尋找成方自行服藥。雖然許多醫家都不鼓勵民眾自行服藥，因為傳統醫學強調由辨證而決定治法，依治法而組合方劑和藥物，如明初名臣楊士奇（1365—1444)，中年後患背疽數年，因此對醫學頗有涉獵，也與醫家多所交往，他曾撰文推崇胡熒編輯《衛生易簡方》一書，稱此書極多良方，但他也提醒一般民眾：「如不識病源，不明藥性，未可輕用。」 清代名醫徐大椿（1695—1771)說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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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者，必先分經絡臟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yin所受何因，然後擇何經何臟對病之藥，本於古聖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後治之，自然一劑而即見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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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服用成藥也可能沒有療效而延誤病情，例如明末清初的醫家李中梓（1588—1655)曾記載，某一陸姓文人感到兩足麻木，「自服活血之劑，不效。改服攻痰之劑，又不效」，半年之後兩手也麻，才找李中梓診治，李處方五十餘劑後才得到效果。 然而，明末文臣朱國禎（1557—1632)也敘述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有一俞姓諸生久病，但以家貧而無法就醫，找了簡便的醫書一冊，隨意檢藥服用，卻都未得療效，某日俞生見一蒼蠅飛入，停在書上，俞生泣而禱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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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蠅者，應也。如有其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頁，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服數劑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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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可信與否並非首要，而在於它鮮活地反映了貧窮民眾生病時的無奈，以及方書確實能提供給民眾一些參考和便利。
??肆、三項通俗的醫療觀念
??傳統醫學起源甚早，其理論包含人的精神和生命與環境的互動，長久下來人們習以為常地使用醫學的概念，不只是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還用在個人與群體之間的思考和溝通，例如「風」做為致病的因素之一，因其「善行而數變」的特性， 使人們把許多突然發生、容易轉移的病症都稱之為風，如中風、驚風、痛風、風濕等， 又以「風土」一詞作為人與環境的互動思考，「風俗」做為人群所表現的集體態度。
??筆者在明清文人的作品中，發現以下三項觀念不僅關係到民眾的醫療判斷，也影響到人們的飲食作息，而這些觀念又與近世以來醫學理論的演變關係密切，以下分別簡要敘述：
??一、進補
??《老子》有「損有餘而補不足」（「德經」七十七章)的說法，《內經》也說：「盛者瀉之，虛者補之」（〈至真要大論〉)。傳衍下來傳統醫學中出現很多以「虛」為名的病證，如氣虛、血虛、陰虛、陽虛、脾虛、腎虛等，「虛者補之」成為非常鮮明的醫療觀念，而且直到現在補品、補藥仍然是中國飲食和醫療文化的特色。
??從醫學史看，魏晉以來個別醫家就有慣用寒藥、熱藥、表藥、下藥的情況。唐代名醫孫思邈（約581—682)把道家養生與雜病防治結合，並開始使用較多的補劑，試舉以下三種方劑為例：
??琥珀散：「主虛勞百病、除陰痿精清、力不足」、「腰脊痛，四肢重」。服用後「能食、耐寒暑，百病除愈。可御十女不勞損。」
??蓯蓉散：「主輕身、益氣、強骨，補髓不足。能使陰氣強盛。」
??杜仲散：「益氣補虛。治男子羸瘦短氣、五臟痿損，腰痛不能房室。」
??這些主治的病症與效用，與現在仍流傳「補虛」、「補腎」的觀念幾乎是一致的。
??宋代以來補藥的使用愈趨普遍，醫家張從正就說「補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惡。」 宋代政府編輯的《和濟局方》也反映了這種情況，大量使用人參、肉桂、附子、肉蓯蓉、鹿茸、鐘乳石等「辛香燥熱之劑」，著名的補劑十全大補湯、人參養榮湯也都出自於此。朱震亨就批評不辨虛實的使用補藥，又未配合以寒藥作為嚮導佐使，「非惟不能中病，抑且正氣先傷。」
??重用補藥的情況在明清時代依舊，明中葉文人史鑑（1434—1496)敘述了濫用補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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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補家之禍人也為尤甚，蓋其言近理，其術易行，信之者眾也。又其徒皆高自標榜，詫其術為王道，其藥為仁政。……雖外感風寒，亦必曲引旁據以求合夫內傷之說，率以補中益氣為名，其或泥於公議，不得已則陽為表下之說，而陰以補劑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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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明代養生家高濂就特別重視補藥，不僅冬季要服用補藥酒，夏季在一般民眾的觀念理應退火，但高濂仍主張「每日宜進溫補平順丸散」 。高濂還以他親身的經驗和研究，主張服食龍虎石、秋石、紅鉛等藥物，認為龍虎石大有功效，不論老少男女，五勞七傷、諸虛百損、遺精白濁、喘嗽風癱；婦人崩漏、子宮久冷、不成胎孕；小兒諸疾，「並皆服之，無有不治。」
??清代名醫程杏軒，曾在醫案中敘述親身的經驗，有一陳姓子弟，夏天患外感，發熱神昏，口鼻牙根出血，程杏軒以症狀皆屬熱象而斷為陽證，應使用較多的涼性藥物，然而安徽歙縣當地的觀念認為「吃壞熱藥有救，涼藥無救」，家屬見到處方中有涼藥而不敢服用，致使患者病情加劇。
??飲食中也特別重視補益，按四季變化有所謂「四季五補」之說：春季宜升補、初夏宜清補、長夏宜淡補、秋季為平補、冬季需溫補。 而中國菜中極廣泛的食材，除了一般富含蛋白質的肉類食物是補品外，海參、燕窩、鮑魚、熊膽、鹿茸等珍奇異物是補品；猛獸的鞭可以壯陽補腎；吃肝補肝、吃腦補腦；人參愈像人形者滋補的功效愈好等等。 「補」不只是醫療行為，更已形成一種文化，影響到人們的心理與態度。
??二、降火
??與「補虛」相對，民間另一個醫療觀念是「降火」，通俗的看法是出現口乾口臭、煩躁易怒、四肢酸痛、失眠、面紅、便秘、嘴破等症狀，就說是「火熱」、「火氣大」、「肝火旺」所造成，需要服用一些清熱降火的藥物。像這樣把多種身體不適歸因於「火」的觀念，其實是伴隨著宋、元以來河間學派的發展而進行的。
??金代醫家劉完素（河間人，約1132—1200)認為「火熱」是最重要的病因，認為傷寒臨證多與火熱有關，而六氣中是以暑火居其二，同時風、濕、燥、寒在病程中都能化火生熱，所以強調六氣皆從火化。治療原則以「降心火、益腎水」為原則，《金史》就記載他「好用涼藥」 。私淑他的醫家張從正也稱讚他不遵從張仲景桂枝、麻黃等用藥原則，自創涼膈散、雙解散、防風通聖散等寒涼藥劑。受他影響的除了他的弟子之外，尤以同時的張從正和元代的名醫朱震亨為最重要，朱氏從他的學說中推展出「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理論，以「滋陰降火」為治療的準則。再加上他理學儒生的背景，使他的學說大受歡迎。劉、朱二人之學，不只歷金、元至明、清而不衰，猶對其他醫家理論具有啟發的作用。
??明末醫家李中梓曾感慨「世人之病，十有九虛；醫師之藥，百無一補。」 他記載安徽一位吳姓病患，傷寒、煩躁面赤、神志昏亂、手揚足蹈，需五人壓制才可切脈，李中梓診斷為陰證，處方用理中湯加附子、人參。家屬懷疑不敢用，因為之前的幾位醫師診斷為火熱證，處方多是瀉下、和解之類的藥劑，如大承氣湯、小柴胡湯或竹葉、石膏之類。李中梓堅定地表示：「溫劑猶生，凉劑立斃。」家屬徬徨無奈，只好占卜決定，結果為吉，服用以後果然見效。 清代晚期地方大員梁章鉅（1775—1849)也曾記載時人動輒表示自己有火證，不宜服用熱藥，梁氏對此大表不滿，但確實影響到醫者的診治，他說：
??
??所延之醫半皆趨承附和，不言上焦有火，即云中下積熱。有略啟扶陽之論者，不覺彼此搖頭，左右顧盼，不待書方，而已有不服之意矣。
??
??我們還可以再從小說中見到降火觀念的普及，如《金瓶梅》中的任醫官為李瓶兒產後不思飲食、全身多處疼痛診視，說她：「血少肝經旺，心境不清，火在三焦，須要降火滋榮」，「火降了，這胸膈自然寬泰；血足了，腰脅自然不作疼了。」不只是李瓶兒，西門慶因多服陽藥，縱欲脫精、暈眩、無法小便，任醫官的診斷也是「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 更有趣的是馮夢龍敘述：有一吳姓官宦子弟與賀姓小姐私訂終身，賀小姐把吳生藏在全家乘坐的船上，因吳生食量甚大，賀女為了充分供應，只好騙父母說是自已餓得荒，其父母見她愈吃愈多，以為她得了怪病，接連著請醫者診視，其中一位說賀女是「寒熱交攻，虛火上延」，其母在屏風後面聽到，教人傳話說小姐身子並不發熱。醫者道：「這乃內熱外寒，骨蒸之症，故不覺得。」處方是「以滋陰降火、養血補元的丸藥」慢慢調理。
??三、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的意義，就廣義而言就是以藥治病，因為古代把治病的藥物統稱為「毒藥」，如《周禮》謂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天官冢宰下〉)，《素問》也說：「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異法方宜論〉)，明代醫家張介賓解釋說：
??
??毒藥者，總括藥餌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稱為毒藥。
??
??至於狹義來說則是以毒藥治毒症，其義涵在漢代已出現，如鄭玄（127—200)注《周禮》「凡療瘍，以五毒攻之。」（〈瘍醫〉)謂：
??
??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惡肉破，骨則盡出。
??
??而《神農本草經》的分類也顯示這一概念，謂下品藥「多毒，不可久服」，南北朝的醫家陶弘景（456—536)解釋說：
??
??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
??雖然義涵出現很早，但是經查閱後發現，「以毒攻毒」一詞在十三經、二十四史及早期醫家張機、孫思邈的著作和宋代的各種方書中皆未見使用， 明代以後則開始較多地使用，元末明初的文人陶宗儀曾記述：
??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
??
??這段記錄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則稍加修正， 但把以毒攻毒的說法擴大使用在斑蝥、露蜂房、草烏頭等有毒藥材上，如說草烏頭為至毒之藥，「止能搜風勝濕，開頑痰，治頑瘡，以毒攻毒而已。」又舉湖北蘄州郝姓知府為例，說郝自負知醫，因病風癬，而自行服用過多的草烏頭、木鱉子，「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可不慎乎！」
??從文獻上看，民間使用以毒攻毒為治療原則，大致以二類疾病居多，一類是化膿的癰疽類感染性疾病，這類疾病中最嚴重的是痲瘋病之類的「癩」和「癘瘍」，如馮夢龍（1574—1646)在小說中敘述陳多壽得了「癩」病，欲喝砒礵毒酒自盡，卻正合了以毒攻毒的說法，「皮膚內迸出了許多惡血，毒氣洩盡，連癩瘡漸漸好了。」 另一類疾病是為天花的「痘疹」，明清多位醫家都記載當時醫者流行使用此法，清代徐大椿尤明白指出：
??
??謬說流傳，起於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藥數品，按日定方，不效，則繼以毒藥，如此而已。
??
??與李時珍一樣，有些醫家對以毒攻毒的治法極為保留，孫一奎說治痘疹應以表裡疏通為原則，若是以毒攻毒，「不啻火熾添油，則脾胃沖和若燎毛矣。」 張介賓認為治療癘瘍和痘疹都應以脾胃為主，使中氣堅固才能收效，他直言：
??
??若不察根本強弱，而但知攻毒清火，則無不傷脾。多致飲食日減，營氣日削，膿血不化，毒日以陷，而痘變百出矣。
??
??徐大椿也嚴厲批評這種治法「為禍尤烈」，但是他也點出病人家屬對此卻沒有非議，反而以醫者「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 。大概是天花的死亡率極高，人們只能無奈地接受醫者的治法。
??伍、結 論
??明清時代的許多民眾，大都依賴背景複雜的民間醫者為他們診療處方，這些醫者有江湖術士、乞丐、女醫和巡迴各地的走方醫，他們的地位不高，還遭到醫家與文人的批評，除了誇大不實、藉機斂財之外，又因為走方醫者為求速效，採取嘔吐、瀉下等比較強烈的治法，常使用較多的礦石與動物類藥物，這些藥物若使用不當，則易引發中毒的副作用，甚至造成反效果。雖然如此，在缺乏醫療資源的情況下，民間醫者提供便利又親切的服務，而且用藥既便宜又能快速發生作用，實能符合民眾的經濟條件與需求。
??除了醫者的處方外，由於中國素有出版方書的傳統，使具有基本識字能力的民眾，還可以從民間日用類書中獲得處方，這些處方有的極為簡單，幾乎是生活中唾手可得的食材；大部分則是由古代傳衍下來的成方，其功用則是以適用廣泛的、調和元氣的方劑為多數。與專業醫書相比，日用類書主要挑選一般民眾最常罹患的病證，也是一般民眾認為可以自行服藥的疾病，隨著時間的累積，這些病證形成了人們的疾病概念，並流傳至今。
??疾病與醫療行為，本來就與社會文化與集體心態互動密切，明清時代一些通俗的醫療觀念如進補、降火、以毒攻毒等，與宋代以來的醫學理論與派別關係密切，不僅影響到醫者的醫療診斷和病患的藥物選擇，甚至還影響到民眾對自我健康情況的判斷與飲食作息，值得再進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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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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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chun Wang
??
??Associate Professor,Department of Local Studies,
??National Huali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bstract
??
??People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Ming-chin period depended on folk medical workers to examine them and prescribe medicine when they were sick. Except for a few physicians who traveled all over the country, a lot of workers were quacks, midwives and monks therefore their social status was very low.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prescribed medicine perhaps caused toxic syndrome and side effects for workers, but they could provide cheap, benevolent, and quick medical treatment.
??Besides medical treatment by doctors, a few persons with elementary reading ability could look up medical prescriptions in encyclopedias of daily expenses(日用類書ryh yuhng lei shu). These prescriptions are simple foods extremely easy to obtain, and others are set prescriptions(方劑fang jih) from ancient times.
??This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three themes：First, realiz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riptions and drugs by folk medical workers. Second, analyze contents of medicine in encyclopedias of daily expenses. Lastly, explore popular concepts of illness and medical treatment in that period.
??
??Keywords:medical worker, concepts of medical treatment, medical prescription, Ming-chin period.
??
?? 例如清人汪森曾記載：「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粵西從載》，轉引自陶御風等，《歷代筆記醫事別錄》（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頁215。
?? 一般大眾的醫療行為頗為多元，它們常是世代相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大體可分為「超自然的」與「經驗的」兩類。前者在明清地方志書記載很多，例如扶乩、求藥籤、符水、收驚，或是像福建地區扛著神明到鄰人家中「討藥」等等，因為涉及的因素很多，且筆者的資料亦不完整，故無法在本文中討論，可參見張珣，《疾病與文化》（台北：稻鄉出版社，民83)；吉元昭治，《臺灣寺廟藥籤研究》（台北，武陵出版社，1990)。
?? 吳敬梓，《儒林外史》（台北：喜美出版社，1981)，第31回，頁216。
?? 參閱薛公忱，《儒佛道與中醫藥學》（北京：中國書店，2002)。
?? 俞樾，《耳郵》（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卷4，頁13上-13下。
?? 馮夢龍，《醒世恒言》（台北：三民書局，1991)，卷14，頁242。又，《金瓶梅》中的劉婆子也是這類人物，如李瓶兒的嬰兒發燒、夜間哭鬧、不吃奶，找劉婆子來看，說是「驚氣入肚」、「撞見五道將軍」，要跳神收驚，並拿朱砂丸藥給嬰兒服用。笑笑生，《金瓶梅》（台北：三民書局，1991)，第48回，頁418。
?? 破額山人，《夜航船》（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卷8，頁5下。
?? 李東陽，《懷麓堂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8，〈記女醫〉，頁3上-3下。
?? 《金瓶梅》，61回，頁569。
?? 劉鶚，《老殘遊記初編》（台北：三民書局，1986)，第3回，頁30。
?? 有關方劑的分類，李時珍（1518—1593)引北齊醫家徐之才（492—572)分為十類：宣劑、通劑、補劑、洩劑、輕劑、重劑、澀劑、滑劑、燥劑、濕劑。李時珍撰、甘偉松增訂，《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台北：宏業書局，1975)，卷1，頁43。張介賓（1563—1640)分為八類：補、和、攻、散、寒、熱、固、因。《景岳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50，〈新方八略引〉。
?? 趙學敏，《串雅內編》，收伊廣謙編，《中醫方劑名著集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頁810。
?? 許增，〈串雅內編緒論〉，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783。
?? 趙學敏，《串雅內編》，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789。
?? 朱砂含硫化汞，遇高溫會分解出汞。李時珍對朱砂已有清楚的認識，他引何孟春語：「入火則熱而有毒，能殺人。」又舉多個服食朱砂生疽而死的病例，謂「皆可為服丹之戒」。《新校增訂本草綱目》《本草綱目》，卷9，頁53-54。張介賓也說：「其體重性急，善走善降，變化莫測，用治有餘，乃其所長，用補不足，及長生久視之說，則皆謬妄不可信也。」《景岳全書》，卷49，頁42上。
?? 如治驚風抽搐的「中分散」，要使用螳螂、蜥蜴、赤足蜈蚣各一隻，中分以後再研末。趙學敏，《串雅內編》，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796。
?? 趙學敏，〈串雅內編序〉，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781。
?? 許增，〈串雅內編緒論〉，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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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杏軒：《程杏軒醫案初集》（台北，牛頓出版公司，《中國醫學大成》)，頁17。
?? 民國時期編印的河北《陽原縣志》就記述：「本縣向無西醫，中醫亦不能遍村皆有。……富者得病，率皆延醫診治，貧者往往聽其自痊自死。……近年赤貧者，往往衣食皆無，更難求醫療疾矣。」河北《陽原縣志》（民24年鉛印本)。轉引自丁世良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189。
?? 《景岳全書》，卷22，頁18上。
?? 醫史學者范行准認為「癰」為急性膿瘍，「疽」為慢性膿瘍，「瘭疽」為嚴重的急性化膿性腫瘍，古人已認識此類疾病致死率極高。見《中國病史新義》（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頁378-382。
?? 《串雅內編》，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800。
?? 《串雅內編》，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805。
?? 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8)，卷30，〈藝文志〉。並可參考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22-23。
?? 朱震亨，《局方發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頁1。又，宋代錢開禮也稱讚許叔微編撰《普濟本事方》：「業醫者得其方而玩索之，識見於是而益開，舉業於是而益粹。即不知醫者，身處乎僻壞窮鄉，求良醫不足者，於是書而珍惜之，開卷亦可檢方，斟酌即能自藥。」錢開禮，〈類證普濟本事方序〉，收伊廣謙主編，《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80。
?? 流傳驗方和秘方的作法至今猶存，除了一般常見的口傳外，筆者還見到有方書的作者謂其秘方係以通靈方式獲得，如楊明純，《華陀果菜秘方》，台中：聖德雜誌社，1986。也有作者謂其曾往「地府一行，所幸被放返陽間再生」，自此收集各種驗方，如吳庚堯，《家庭自醫秘方鈔本》，台南：作者自行出版，1998。
??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0，頁4下。
?? 范惟一，〈多能鄙事序〉，收在劉基，《多能鄙事》（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頁首。
?? 筆者所據《萬寶全書》的全稱是《新刻搜羅五車合併萬寶全書》（中研院近史所藏萬曆四十二年存仁堂刻本)，卷首又曰：「本堂特請名士校讎，事物度數，一仿古典，啟牘書札，別換新藻。端寫繡梓，點畫不差。」類似今日的廣告詞，頗為有趣。
?? 此書另有「春閨要妙」部分，內容為41首春藥方劑，介紹所用藥材與製作方法，暫不在本文討論的範疇內。
?? 即屬於張介賓區分的「和略」，張曰：「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其於補瀉溫涼之用，無所不及，務在調平元氣，不失中和之為貴也。」《景岳全書》，卷50，頁3下。
?? 《萬寶全書》，卷13，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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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基，《多能鄙事》，卷6，頁507。
?? 劉基，《多能鄙事》，卷6，頁512。
?? 田螺能「利濕熱，治黃疸。搗爛貼臍，引熱下行，止噤口痢，下水氣淋閉。取水，搽痔瘡狐臭。燒研，治瘰癃癬瘡。」又引《壽域神方》謂田螺能治「酒疸諸疸」，方法與《多能鄙事》的敘述相近。見《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卷46，頁43。大蒜主治甚多，如散癰腫、除風邪、下氣、消穀、宣通溫補、健脾胃、治腎氣、解瘟疫、療勞瘧等。但李時珍也強調：「其辛能散氣，熱能助火，傷肺損目，昏神伐性之害，荏苒受之而不悟也。」卷26，頁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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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從正，《儒門事親》（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頁10上。
?? 朱震亨，《局方發揮》，頁24上。
?? 史鑑，《西村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5，頁57下。
?? 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卷4，頁117。
?? 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卷17，頁501。
?? 程杏軒：《程杏軒醫案初集》，頁35。
?? 孟仲法等，《中華現代藥膳食療手冊》（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3)，頁135。
?? 廣泛認識中國飲食與文化的美國人類學者安德森（E. N. Anderson)，就認為中國的「補」是一種體系，一種「產生於經驗主義事實與心理構造之相互作用」的體系。E. N. Anderson著．馬孆、劉東譯，《中國食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188。
?? 例如「腎虛」是醫療概念，但民間卻把它與性相關的行為和態度連繫在一起，包括手yin、行房的頻率、滿意程度與年齡等都有相關，構成複雜的「腎虧」心理與焦慮，如同五花八門的壯陽食物、藥物一樣，是中國的特殊文化。參見A. Kleinman著．張珣譯，〈文化建構病痛經驗與行為：中國文化內的情感與症狀〉，刊《思與言》（第37卷第1期，1999年3月)，頁241-254。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頁10-15。
?? 脫脫，《金史》（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本》)，卷131，頁2811。
?? 醫史學者多以河間學派對明末出現的溫病學派具有啟發之功。參見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頁198-201；裘沛然主編，《中醫各家學說》（台北：知音出版社，2000)，頁396-399。
?? 李中梓：《醫宗必讀》，卷1，頁3。
?? 李中梓：《醫宗必讀》，卷5，頁99。
?? 梁章鉅，《退庵隨筆》，卷12。轉引自《歷代筆記醫事別錄》，頁206。
?? 笑笑生，《金瓶梅》，第54回，頁489；第79回，頁815。
?? 馮夢龍，《醒世恒言》，第28卷，頁567。
?? 張介賓，《類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2，頁21上。
?? 李學勤編，《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十三經注疏標點本》)，頁115。
?? 引自李時珍撰、甘偉松增訂，《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卷1，頁29。
?? 筆者使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檢索「以毒攻毒」一詞。
??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元明筆記史料)，卷19，頁360。
?? 陶宗儀記蛇角應為《唐書》中的古都國所產，但李時珍則據《大明會典》等資料辨別出自哈密衛，並簡介其特徵。見《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卷43，頁82。
?? 李時珍撰、甘偉松增訂，《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卷17，頁47-48。
?? 馮夢龍，《醒世恒言》，卷9，頁178。
?? 徐大椿，《徐靈胎先生醫書全集》，卷1，〈醫學源流論〉，頁119。
?? 孫一奎，《赤水玄珠》（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7上，頁6上。
?? 張介賓，《景岳全書》，卷45，頁42上。
?? 徐大椿，《徐靈胎先生醫書全集》，卷1，〈醫學源流論〉，頁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