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梵高、莫扎特、贝多芬、拿破仑、林肯、丘吉尔当这一个个光彩夺目的名字罗列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是的，他们都曾是精神疾病患者，有的还被称为“疯子”。

　　名人们的“精神”困扰，使相关精神疾病知识在社会得到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精神疾病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疾病，就像感冒发烧那样。

　　不过，公众对精神疾病理解的加深，并未能阻住精神疾病的高流行趋势。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认为，中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占所有疾病发病率的20%，高于世界平均发病率。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则显示，2009年，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为1600万。

　　有论者认为，精神疾病绝不只是“心病”，也是一种社会病——社会变化太快、差距太大，人心来不及适应。作家余华在小说《兄弟》的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

　　在精神疾病高发病率的同时，现有精神科医疗资源的匮乏令人惊心。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精神卫生处处长严峻2011年透露，全国精神科医师不足2万人，每10万人口仅有精神科医师1.5人、精神科护士2.4人，远低于4.15人和12.97人的世界平均水平。

　　鉴于精神科床位数明显不足，有关部门在2010年和2011年着手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用以提高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能力。目前，全国精神科床位总数已经接近20万张，基本能够满足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需求，而考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约有30%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疗可能致残等原因，精神科的床位还是颇为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社会照料比传统的医院治疗、家庭照料模式优越，更容易保证患者病情稳定，而“没人管、管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才会犯病，进而肇事肇祸；有人管、管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并不容易引发社会危害”。但在目下，社会照料还显得光亮微弱，医院和家庭之间的康复防线——社区仍有大片空白等待填补。

　　此外，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疗机构等精神疾病康复的重要防线同样面临压力：精神科从业人员由于意外风险大、工资待遇低、社会认可差等原因，人才流失严重；北京回龙观医院这一在全国精神卫生专科医院中排名靠前的三甲医院，也让管理者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

　　种种迹象显示，治愈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意义是很大的，不单是对本人、患者家庭和亲友，还包括患者所在单位乃至社会，因此，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实实在在的医疗需求，应当跟时下广被关注的“被精神病”一样，需要相关部门始于足下的努力。□(文/张冉燃)

　　社区康复的星星之火

　　“如果早点有人给我们讲这些知识，如果早点有社区居住机构这样的照料场所，也许弟弟的病情就能够得到控制，就不会一病35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29岁那一年，袁满突然意识到她的人生不能只为了自己，还必须为着弟弟——一个19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那一年，是1976年。“弟弟患病后的这35年，我真是一言难尽。”袁满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弟弟因为这病坐过牢、住过院，过得很苦，我过得也很苦。”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最为常见、最为严重的精神疾病，以思维、情感、行为等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有人将之比喻为精神疾病中的癌症。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推算，中国约有上百万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精神分裂症大多起病于青壮年(16~35岁)，若治疗不及时则可能长期严重影响患者心理健康，损害患者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传统的照料模式是，要么让其住院由医生护士管，要么让其出院由患者家属管。“这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患者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评论道。

　　他解释说，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独自生活，需要有人管，过去常常是把患者推给家属，那么一旦家属管得不好、管不过来，就很可能导致患者犯病，而家属往往管得不好、管不过来，一则因为精神分裂症复发率较高，病人长期服药容易使家庭因病致贫，二则家庭常常没有人手专门看护、照料患者。

　　正是看到医院、家庭照料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不足，王诚和他的团队着力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构筑社区这道康复防线。“社会照料比家庭照料的力量更大，更容易保持稳定。我们的经验是，没人管、管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才会犯病，进而肇事肇祸，有人管、管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并不容易引发社会危害。就好比照顾小孩，你把小孩照顾好了，他就不容易磕伤、出危险；反之，你不管他，躲着他，甚至孤立他，他还真是容易受到伤害。”

　　王诚选择的这条路并不平坦。以美国为例，该国也曾在上世纪中期大举建设精神病医院，其主要用途即在于强制收留精神分裂症患者，使其长期住院。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意识到长期住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恢复和重返社会不利，“开门运动”(打开精神病院大门，让大部分患者进入社会)应运而生。

　　尽管“开门运动”一度被认为是“对精神病人的解放”、“精神医学中的一次革命”，后来却遭遇批评——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并没有被社会真正接纳。

　　那么，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在社区康复、对其进行社会照料的星星之火，能够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吗？

　　家庭照料不足

　　封闭式管理的精神卫生类医院，曾是精神疾病患者治疗康复的重要阵地。

　　卫生部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共有精神科床位14万张，按精神疾病患者平均住院46天计算，则每床每年约能收治8位病人，14万张床每年最多可以收治112万名患者。

　　而中国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就约为1600万人。一般认为，约10%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可能会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需要住院治疗。

　　有鉴于精神科床位数的明显不足，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尹力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表示，全国将在2010年和2011年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用以提高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能力。

　　根据卫生部《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2010年全国精神科床位总数已经接近20万张，基本能够满足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需求。

　　然而，考虑我国重性精神疾病中约有30%的患者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疗可能致残，以及我国重症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4.3%，其中约有10%的重症抑郁障碍患者有严重自杀倾向，需要住院治疗等现实，精神科的床位还是颇为紧张。

　　在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的背景下，相当多的患者不得不依赖家庭，在家庭完成后期康复。王诚认为，这是家庭的一个巨大困难。

　　他解释说，由于精神分裂症好发于青壮年时期，确诊后往往失去工作，即便已经结婚，往往也得离婚，大多还是靠父母照顾。假设患者25岁发病，其父母50岁，那么他的父母还能照顾他20年，可20年后他的父母70岁，患者很可能面临无人照顾的情况。“我们医院有一位女性患者，她的父母都80岁了，还要不时来医院看望女儿，老两口跟我讲，他们在中关村有套房，能值三五百万元，如果有一天他们管不了女儿了，能不能把卖房子的钱交给医院，由医院来照顾女儿的后半生。我接触过的这类人不是一个两个，只要是年轻发病的，往往都是这样，我们医院老年病房里的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类似情况还在源源不断发生。

　　意大利的经验

　　于是，王诚尝试着在医院和家庭之间的空白区域，注入社会层面的力量。“要说我们也不是创新，这是发达国家走过这一阶段后留下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美国家把精神卫生服务的重心全面转移到“以社区为基础”。即便患者流落街头，其照料也只是社会的责任而非家庭的义务。比如，意大利在1978年发布国令，要求取消精神病院，让精神疾病患者全部回归社会。

　　2009年，王诚经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介绍，与意大利“爱心与服务”组织取得联系，前往意大利考察。

　　为期7天的考察，让王诚大开眼界——意大利特伦托市的精神卫生中心，仅在综合医院设有15张床位处理急性精神疾病患者，其他患者都在社区进行日常康复治疗，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非常不错。

　　“我们顿时感觉找到了医院未来的方向，我们医院也需要把传统的封闭式病房改为让患者在社区康复。说实在的，我们当大夫的为了啥，不就是救死扶伤、为患者服务吗？在传统的封闭式管理下，有些患者即便疾病痊愈也出不了院，非常痛苦，因为他出了院生活仍然成问题，而社区康复能够帮助患者恢复一定的社会功能，使患者真正受益。”王诚说。

　　王诚把这一理念带回医院，“大家有觉得新鲜的，也有觉得困惑的。”

　　他举例说，意大利方面愿意帮助培训中国医生，但前提是要有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加入，因为在意大利，患者及其家属跟医护人员一直是团队伙伴的关系。意大利方面的这一要求让中国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大家的顾虑很多：带着患者出国培训，患者犯病怎么办？发生危险怎么办？患者能不能起到应有作用，会不会浪费名额、浪费机会？“我了解大家的顾虑，说实在的，国内医生和患者的关系通常是指挥式的，现在变成并列式的，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我也无法完全打消大家的顾虑，我只能说，患者要是不去，大家谁也去不成，要想去就必须带上患者，因为意大利要求必须注明每个人的身份才肯掏钱。结果带上患者培训后发现，患者表现很好，不但能够完成学习，而且可以在回国后开展工作，这颠覆了医院很多人的认识。”

　　尝试社会照料

　　然而，复制意大利的成熟经验依然需要面对很多困难。

　　王诚介绍说，首先，为了让患者出院后有人管、有处去，就要在社区开设日间活动机构。为此，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先后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建立了3个、9个、13个社区康复站，基本覆盖了海淀区。

　　其次，为了帮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更好回归社会，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设立社区居住机构，让出院的精神疾病患者在“小社会”中进行康复。

　　王诚说，医院目前已经独立开设4家社区居住机构，并与“爱心与服务”组织合办了一家。“社区居住机构的工作人员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以前医护人员在病房上班，都是8小时按部就班，现在到了社区居住机构，基本要24小时照料患者生活，组织康复活动，医疗护理的内容并不多，跟病人的关系也都有所变化，以前在病房是我说你听，现在则一律平等，主要是启发、鼓励和动员，更像是朋友。实话说，大家对到社区居住机构工作并不踊跃，目前还以指派为主。”

　　1月4日，在该院的社区居住机构之一——牡丹园里，本刊记者看到，13个精神疾病患者正在为一家一次性筷子的生产企业进行封口、包装等工作。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刘告诉本刊记者，他现在的上班时间是早上8:30~11:30，下午2:00~4:00，一天能装六七百双筷子，“我的手算笨的，我希望能做点技术含量更高的事。”

　　该院康复部副主任程洪丹说，患者在这里工作是有收入的，大都不愿意回传统的封闭式病房，而且有的患者还计较，一些工资低的活还不乐意干。“我们还有一个水仙园，医院在那里搞了个洗车的项目，患者一个月最高的能挣1000块钱。”

　　据王诚介绍，开一个社区居住机构要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如何保证患者安全、设立什么项目帮助他们恢复，甚至与患者家属一次次通话、见面，以取得患者家属的同意等，都不是省心的事。

　　王诚说他特别感谢筷子工厂的老板，因为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如果企业老板招收正常人可能只需要一个工人，而招收精神疾病患者最初就需要10个人，慢慢熟悉后也需要5个人，而且企业老板还要为招收精神疾病患者去给其他员工做工作。“这些爱心人士真是从帮助患者康复的角度为我们提供工作机会，但也有一些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总体而言，社会能够提供给精神疾病患者工作的机会还是太少。”

　　王诚表示，他们曾在选择社区居住机构的过程中遭到驱逐。“一些小区居民对精神疾病患者谈虎色变，或者认为他们是累赘、负担，其实精神疾病患者的安定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是居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在发达国家基本已经没有争议，但在国内，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因为不了解精神疾病而对患者怀有恐惧、排斥的心理，担心其犯病危害社会。然而最终，就像艾滋病人、麻风病人等一样，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也特别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接纳。”

　　本刊记者了解到，对于病情控制不佳、暂时不能进入社区居住机构的患者，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也积极开放病房，组织生活自理、认知行为、社会交往、职业康复等内容的训练，促进病人恢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病人在我们的洗衣房、小卖部、养鸡场、合唱队等院内活动中，锻炼了生活能力，为回归社会打下基础。”

　　王诚说，困难还来自于没有经费。据介绍，医院在开展养鸡场、培训人员等各项工作时，所需资金全部是医院的医疗收入。“2009年，医院职工的收入是海淀区卫生系统里最低的，但我们仍然拿出本可以给医生护士发奖金的钱，投入医院的康复项目，后来政府领导看到我们做的事情确实对患者有好处，不是在瞎花钱，这两年给我们的投入不断增加，职工收入也达到了海淀区卫生系统的平均水平。”

　　王诚说，他自1982年毕业成为一名精神科大夫，虽然期间也从事过不同的工作，但他始终认为，精神疾病患者非常需要政府、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帮助。“可以说，你帮他们一点，他们就得到一点；你不帮他们，他们就真的什么也没有。我感觉我们这些精神科大夫，其实是帮助政府、社会，把方方面面的关爱送到精神疾病患者那里，如果我们不努力，那么政府再关爱、社会再理解，患者根本享受不到。我们就是一个落实关爱和理解的环节。那么，你说是责任也好，义务也罢，反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做。你要不这么想，你就不配做一个精神科大夫。”

　　在参加了几次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组织的培训后，袁满对精神分裂症的知识大大增加。“如果早点有人给我们讲这些知识，如果早点有社区居住机构这样的照料场所，也许弟弟的病情就能够得到控制，就不会一病35年。”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章所涉精神疾病患者、家属系化名)

一位精神科医生“真的放不下”

　　“恐怕我将终生从事这一性价比不高的工作，因为我的心底，真的放不下我的患者、我的医院”

　　口述/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医生 房金涛

　　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1988年，21岁的房金涛毕业进入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所(后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工作。23年来，她见证了这家二级公立精神卫生防治机构从0床位到300张床位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精神科医生交织着恐惧和成就的职业体验。下文系其口述：

　　“这哪是个医院啊”

　　1988年刚到医院的时候，我特别疑惑：这哪是个医院啊？

　　医院该有化验检查等辅助设施吧，这里没有；医院该有干净整洁的医疗环境吧，这里也没有。我到现在都记得，医院一进去是一个厕所，一面墙都剥了皮，尿碱味很大。特别是在给患者房间锁门时发出的哐哐哐的声音，那真让人不寒而栗，仿佛遭到正常世界的驱逐。

　　后来我知道，1988年，是医院第一次招收新医生，也是医院第一次接收住院患者。

　　第一个住院患者患有老年痴呆。我们20多个工作人员围着这一个人工作了半年多，回想起来那时的工作量还真是比较低。印象中我做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医生的工作，倒是以生活护理为主，照顾患者的吃喝拉撒睡，有段时间还要给患者做饭。

　　还是有点痛苦吧？说实话，当时医院的老人跟我讲，这里的工作很轻松，主要就是指导地段(一级医院)医生工作，一不用坐班，二也谈不上监督管理，完全靠自觉，可松可紧，伸缩性比较大。我当时最主要是想留京，也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可真正开始工作，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我多少感觉无奈，想象跟实际的落差真的特别大。但我不愿意让家里为我操心，我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我想，家里已经养你这么大了，好与不好你自己慢慢奔吧，别跟家里说那么多了，所以都是一个人扛着。

　　后面遇到的一位双相情感障碍(一种以躁狂或抑郁的反复发作和交替发作为特征的精神病)患者，让我真正动了离开的心思。

　　要说我们医院发展也是挺快的，没多久就有20多张床位了。对了，那时候北京安定医院(三甲医院，下称安定医院)床位紧缺，一些比较棘手的患者住不进安定医院，地段医院又没能力，也就只能到我们医院来住院。这样，我们很快就接触到一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疾病患者。

　　我清楚记得，当时那个患者非常兴奋，一定要出去，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出去，而我们没有相应的医疗措施，只能靠好言相劝。可患者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是不会听你轻谈细语的，他一脚就把门上的玻璃踢碎了。

　　这一脚真是吓着我了，因为这在专科医院是不可想象的：首先，专科医院的门是铁的；其次，专科医院的门上不会有玻璃。我顿时觉得我们医院没有相应的专业设施，根本不具备收治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条件，这太恐怖了。

　　你看，专科医院会有兴奋室，有专门的护士管理，患者的所有日常生活都在兴奋室里，但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这意味着患者可以在医院自由出入，这就是一种安全隐患。此外，当患者不合作的时候，专科医院可以使用约束带，把患者约束在床上，而我们也没有，我们更多的是靠语言劝说。

　　同事们也意识到了风险，似乎是这个事情让大家达成共识：对精神患者的收治和管理还是要讲科学，不是靠信心、热情就行的。

　　我那时候对工作前景比较迷惘，反复在想：我要不要干脆辞职走掉？

　　“还是要有所追求”

　　在脑子里进行充满矛盾的取舍、进退中，1991年，医院请到安定医院蔡焯基教授来医院查房。在蔡教授那里，我获得了从事这一行业的信心，开始想象自己也能在业务上有所成就。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54岁的女性患者，呈缄默状态，每天不说话也不吃饭，但有突然的冲动行为，一拽不住就要出去。

　　根据她的这种临床表现，诊断上一般会考虑是木僵。木僵大概又有紧张性木僵、抑郁性木僵、心因性木僵、器质性木僵4种。从她的发病年龄来看，大家认为抑郁性木僵的可能比较大。

　　蔡教授认为这个诊断依据不足，建议去做CT检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还没有几家医院有头颅CT。我们在北京天坛医院(下称天坛医院)约了一个月才约上。检查那天是我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带患者去的。检查的时候患者很不合作，只好给患者静推(静脉注射)安定。这样仍然不能使患者安静下来，甚至在检查的时候从CT机器里爬了出来。天坛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很惊讶，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兴奋不合作的患者，用药都不管用，说这么贵的仪器、这么费劲才约上，她居然要爬出来！当时天坛医院要么停止检查，要么让我院的工作人员进入检查室帮助固定患者，当时我年轻就让我去保护患者完成CT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正常脑CT。

　　看到检查结果，蔡教授说既然这样就要考虑抑郁性木僵，如果使用抗抑郁症的药物后没有效果，那么就考虑电痉挛治疗，但蔡教授特别加了一句，在电痉挛治疗之前，如果有条件，还是要做个核磁共振。

　　当时北京就天坛医院一家有核磁，我就带着患者再次去了天坛医院。跟CT检查的情况一样，我还得进去扶着。按说这是第二次了，但我还真没去想放射线对自己的影响，当时就是想让她的病情缓解了赶快好起来，能让我们知道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结果核磁显示出多发性梗塞。

　　我一下豁然开朗——这是一个器质性痴呆患者，难怪使用抗抑郁症药物治疗无效。也就是说，由于她有多发性梗塞，所以她的智能已经损伤。但她不说不动，你就没办法跟她沟通，没办法对她进行智能检测。而这样的患者一旦做了电痉挛治疗，后果不可想象。

　　后怕之余，我敬重蔡教授的专业水准——原来同样一个专业，同行间的差别竟会如此悬殊！

　　坦率说，精神卫生专业即便发展到了今天，它基本上还是依靠医生的临床经验，缺乏客观的辅助检查作为诊断依据，而在其他学科，比如医生诊断阑尾炎，他可以通过物理诊断，还可以通过血生化、血常规等辅助检查去支持这个判断，但精神科医生没有，除非是刚才这种器质性患者。一般而言，精神疾病患者的功能检查几乎全是正常，而精神科的量表检查也需要患者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如果患者不配合，量表就无法进行，并且量表只能作为诊断的参考依据。这意味着，一旦我们诊断出错，治疗必然出错，而治疗一旦出错，短时间内患者的精神状况很难有改善。

　　由此，我仿佛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蔡教授这样，在行业里做到如此这般的水准。我告诉自己，不是说你每天在恶劣的环境下，因为换工作有难度，想发展也不现实，所以你就有理由、就有借口让自己顺理成章不思进取，我还是要有所追求。

　　“我觉得我都要吐血了”

　　你问我在对自己有所要求后，有没有什么事让我比较有成就感，当然有，而且这件事还跟我平生第一次挨打有关。

　　那是我工作的第四年，门诊遇见一个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来给妻子治病。据患者丈夫说，妻子患精神分裂症已将近20年，她经常无目的在街上流浪，到点会回家吃饭，吃完饭就又跑了，有时候走得远了，就在外露宿，家里已经不抱希望了，这次来就诊是迫于妻子娘家的压力。

　　我看到这位患者时，她的头发很脏，夹杂着稻草，硬硬地打着结，就像一头雄狮。她的两个孩子让我更加不忍，一个5岁，一个3岁，一看就是没人疼的，脸上沾满鼻涕，小手也皴皴的，特别可怜。

　　两个孩子特别打动我，我想孩子都还小，如果他们的妈妈能够恢复，那么她是能够照顾小孩的，我就极力说服她丈夫同意她住院治疗。我跟她丈夫讲，我知道你们家里没钱，我保证会尽我的全力，让你们花最低的费用，把她治疗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这样我就把她收住院了。

　　话是这样讲了，其实精神分裂症中有20%的患者是穷尽一切治疗手段也改善不了的。但我当时还真是年轻，凭着一股热情，就想去争取那80%。

　　起初也还真是有效果，她的精神状况有明显改善，已经能够有一些正常交谈，当然交谈中也会有一些妄想内容。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有助于发现她的问题所在。而且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好的医患关系，比如医院不允许小孩来医院探视病人，但我觉得让她的孩子跟她见见面能促进她的精神康复，所以每次都是我去找护士长说情。

　　结果有一天，我正在跟其他患者交谈的时候，她从远处飞速跑过来，冲着我啪的一掌拍在我后背上，当时我一点防备都没有，其实我听到了脚步声，但我看了一下是她也就没在意。这一掌拍下来，我觉得我都要吐血了，心脏也似乎要跳出来了。我根本没反应过来，多亏护士把她拦住，但她还是一副拼了命要挣脱、还想打我的样子。

　　说实在的，我从小也没挨过打，我特别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觉得我对她那么好，那么尽心尽力，甚至她的家人可能都没有我这么迫切希望她好起来，结果她却这样对我，我又伤心又委屈，眼泪拼命流。

　　我一度想，我要把她转给别的医生去治疗，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那么高尚的情操，不可能将这次袭击完全不放在心上。后来冷静了半天多，我想我还是要跟她谈一谈，即便我不管她了，把她交给别的医生，我也想知道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你猜答案是什么？她愤怒地责备我不应该勾引她老公！想不到吧？

　　真的，她把这谜底一揭开，我所有的不解、所有的委屈都释怀了。我甚至感到高兴，因为我明白了她在那一刻的思维内容，这对我确定治疗目标是一件好事啊！

　　明白了她的症结所在，我在治疗时会相应加入一些心理治疗的内容，并在充分治疗期和后期的康复指导中都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结果半年后，她临床痊愈(正常服药即可避免犯病)出院了！

　　她的家人特别感激，当时还流行给医院送锦旗，她丈夫也给我送了一面锦旗。这不是我的第一面锦旗，但这面锦旗上的8个字——“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直在工作中特别激励我。

　　“医生队伍里的弱势群体”

　　你问我精神科从业者挨打的事情多不多，我是觉得挺普遍的。

　　我经历过最严重的一例伤害，是我们的护士被患者用刀划伤。

　　那是2006年的一个周末，我们新收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她有一些很严重的幻觉妄想内容需要住院治疗。在护士帮她换衣服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把女护士的脸划了好长一道口子，伤口很深，外观都能看到脂肪粒了。

　　当时医院条件也比较差，没有救护车，考虑再打电话叫救护车会很慢，我就自己开车带上护士去外院缝合。我们也没有什么止血的东西，只能用物理压迫的办法止血，鲜血滴了我一车。这个护士现在还在我们医院工作，但她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疤痕。

　　说起来，大医院的医生是很辛苦，他们的门诊量很大，但他们有社会的尊敬和认可，作为精神科医生的我们连起码的理解都缺少，可我们的人身风险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我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愿意对陌生人提及我的工作，觉得会被别人讥笑。你别不信，别人一旦知道我是精神科医生，最常问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你能跟精神病患者在一起待这么久，你是不是潜移默化也会受到影响，你是不是也不正常？第二，你有没有挨过打、挨过骂？

　　我跟你讲，就在这种防不胜防的意外风险下，我们的收入在同级医院中还是相对低的。远的不说，我们的收入跟海淀医院、海淀妇产医院那一直是没法比的。

　　同事之间也有议论，我们付出的一点不比别人少，我们提供的服务一点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我们的收入总是比不上别人？

　　当然了，慢慢大家也学会了平衡：咱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的前一年比，这样不是还能让自己开心点吗？

　　不过，收入的确会影响医院的人才队伍。我们医院2000年的时候进了5个大学生，干到现在的也就2个，近些年进来的大学本科生，基本都没留下。其实也不单是我们这样的二级医院，就是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等精神卫生专科的三甲医院，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说白了，意外风险太大、工资待遇太低、社会认可太差，人才可不就陆陆续续流失了吗？所以，我觉得精神科医生就是医师队伍里的弱势群体。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假如精神疾病患者本身患有其他躯体合并症，那么综合医院往往是不接受其入院的，原因一是害怕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再一个是对精神科的用药陌生，会考虑精神科的药会不会对他的用药有无干扰？这就逼着我们精神科医生要成为全科医生，业务学习的压力大大增加不说，医院也平添不少医疗风险——说穿了，精神疾病并不致命，可患者的合并症可是有可能致命的，一旦因为合并症在医院死亡，那医疗纠纷肯定就产生了。

　　最近有个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胰腺炎的患者，家属就很不配合。按道理，患者的血压、血糖控制不住，这就需要家属在我们医院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带患者去外院的内分泌科治疗。可家属就是不露面。医院只得让步，说你不办出院手续也可以，你带上患者去看病，只要你把医疗方案拿回来，哪怕我们去买药呢。还是叫不来家属。实在没办法，只能我们带着患者去看病，人家的大夫让在医院留观。那我们还得通知家属，因为医生、护士不可能陪着患者留观啊。家属还是不理睬，一不出钱，二不露面，就说没时间，你再打，人干脆关机了。

　　你问我这种情况下家属会不会跟医院结算相关费用？我的经验是不会的，只要没出事，家属大多跟没事人一样。可一旦出事，那家属可是会带着律师、甚至带着做医生的朋友来跟医院打官司的，他们会告诉医院，你的什么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什么是有问题的，理直气壮得很。

　　医院慢慢也学会应付这种情况了，最好不要跟家属打电话，通话记录不是还得去电话局查吗，那多麻烦，就发短信，短信是可以留存的，而且几点几分发的短信那都很清楚，就算家属关机，只要你开机，你总能看到短信吧？

　　“你是不是把话都在医院说完了”

　　在精神科待得久了，人情冷暖也算见得多了。

　　我们一个合并肿瘤晚期的患者，家属直接跟我们说，等人咽气再给我打电话。

　　算起来，我也当了三四年的病房主任，可我感觉，跟家属沟通这一课，真是非常考验人。

　　再一个让我操心的，就是如何培训年轻医生、提高医疗质量。

　　我刚才说精神科医生流失严重，这个特别影响工作。你要知道，海淀区在册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将近8000人，可我们医院有执业能力的医生不过十几人，床位也才300多张。

　　这几年，我们院长积极在社区建立康复站，医院的病床才慢慢开始有了空床，以前永远都是满床，周转率特别低，很多患者都住不进来。

　　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手不够。你看我们病区多的时候有七八十张床，但能独立行医的医生只有两个。这意味着其他所有年轻医生开的药品、化验单等，都需要我们两个有资质的医生来签字把关。

　　这样一来，往往就不能按时下班。比如，临到下班，患者的血压还没有降下来，虽然我给开了降压药，可以交由值班医生处理了，但我根本不敢走，因为不放心啊。

　　我家离医院还很远，即便一路都是绿灯也要开45分钟左右的车。如果赶上下班高峰，那到家很可能就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回家还要自己做饭，很累，也就不想说话。我女儿其实特别愿意跟我聊聊她们学校的事情，那些个女孩子的小心事、小纠纷，但这时我的心思常常还没完全转过来，随口嗯嗯敷衍她一下。几次之后，她就会说，妈妈你怎么不说话啊，你老嗯什么呀，你是不是把话都在医院说完了，回来跟我就没得说了。

　　你问我有没有时间辅导女儿功课，太惭愧了，我女儿一直是我妈妈帮我带的，上了初中我才把她接到身边，根本顾不上她的功课。有时候女儿偷个懒，见我也不理会，她就特别生气，因为她偷懒纯粹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可我还偏偏没在意，她就觉得我不够重视她，就会抱怨。怎么抱怨？妈，你看你怎么说起患者没完没了的，你对我怎么不这样？

　　要说我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我爱人工作很出色，他希望我最好当全职太太，如果实在想工作，那也找个清闲的工作，当作一种消遣，不要像我现在这样。你问他觉得我现在对工作是个什么样？呵呵，就是投入的热情太多呗。

　　不过，我知道他还是理解我的。记得2011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聊着聊着他就感慨：社会对你们这些人真是不公平，你看那些歌星，不过天生了一副好嗓音，就能挣那么多钱；你看我媳妇，给国家的贡献那么大，收入就这么一点。这是原话，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特别感动。

　　患者有时也会让我感觉温暖。比如，我离开病房一段时间后再去病房，有的患者就会围拢我，说“主任你去哪里了，我都两星期没见到你了”，有的女患者还会抱抱我，说“宝贝你瘦了啊”。这些事吧，让我觉得我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当然，我也有工作不顺、小有抱怨的时候，每当我跟我爱人讲起这些，他都会说“不行就回家吧”，我一听这话就会感觉好很多——毕竟自己还是有退路的不是？不过我知道，我大概也就是这么一庆幸了，恐怕我将终生从事这一性价比不高的工作，因为我的心底，真的放不下我的患者、我的医院。□

　　看到了真正的天使

　　护士们给患者包饺子360多次，买生日蛋糕60多次。医院还养了十只奶牛，保证病人每天早上有一杯鲜奶，还养了梅花鹿，补贴收入的不足

　　文/詹志芳

　　在2008年底召开的第五届残疾人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和黑龙江农垦残联的董兴业理事长及佳木斯市南边的黑龙江农垦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的黄春光院长是一个组的。2010年夏天，我特意去佳木斯市看看他们，也想看看知青安养中心。

　　我先和安养中心的孙萍护士长聊了起来。孙护士长，年轻，干练，说话总带着笑：“我们安养中心那儿，现在有京津沪杭哈的知青60人，加上患有精神病的知青子女113人。在这里，伙食费患者自己出，医疗费从医保出，剩下医院出。医院是差额的，有些护士是医院自己聘的，所以工资这块就要医院自己想办法。医院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我们是负债经营。患者的衣服都是医院出，有些生活用品也是医院给买。患者欠费每年就有两万多元。”

　　“有个北京的女患者，她好像是从857农场来的，没有家人。来时只有48斤，还有类风湿病，手都变形了，自己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刚开始整天有专人照顾她，给她房间装了电视，还给她的床上贴上卡通画。后来她好些了，长了4斤，52斤了。不用专人看护了，护士也很忙呀，她还不干了。”孙护士长笑着说，“我把她惯坏了。在我们这里住了一年多，她住得很高兴。她走的那天，我们给她换上干净衣服，给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是很爱漂亮的。”

　　孙护士长说的时候，让你感觉她是在说一个朋友，没有半点的厌烦和嫌弃。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她在照顾这位来自北京的女患者。

　　在知青安养中心，护士每天都要给不能打水的患者打洗脚水，每周都给他们剪指甲、刮胡子、洗澡、换衣服。有许多患者，没有任何家人来看他们。也有些患者送不回去了，家里没人了，或者家人不要他们了。患者想吃饺子了，护士就在自己家里给他们包，再带过来。我看到关于安养中心的一则报道：护士们给患者包饺子360多次，买生日蛋糕60多次。医院还养了十只奶牛，保证病人每天早上有一杯鲜奶，还养了梅花鹿，补贴收入的不足。我真惊讶：现在，到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医院！孙护士长下面的话，更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奖金，工资能按时发，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这里每个护士都挨过打，挨抓是常有的事。没结婚的女护士还要给男患者洗澡。有时，患者一脚就把护士踢倒在地上了；有的护士被从头倒脏水这个工作风险很大。不过，我们都习惯了。”

　　孙护士长还说：“卫生部规定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比例是1:1.1，而我们这里是113个患者，28个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

　　“你知道这些患者多聪明，带他们去北京看‘鸟巢’，他们说：这不就是加减号吗？”孙护士长得意地笑着说，好像自己的孩子得了一百分。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一般的医院不仅有奖金，还有许多大小红包。她们什么都没有，工作量是普通医院的四倍。这些医护人员不就是天使吗？

　　走进安养中心，看到楼道的干净程度不输北京的三甲医院，我想象中有哭、有闹、有敲窗打门的，而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虽然，病房也用铁栅栏门锁着，但里面的患者安安静静，甚至比普通医院还安静。患者个个干干净净地躺在自己的床铺上。走廊里也摆着床，但是绝没有脏乱的迹象，也没有异味。因为经费缺乏，每个科的洗衣机都是双缸的家用洗衣机。

　　我被带到患者的活动室，医生指着墙上的照片，得意地对我说：“上海世博会，我们带着12个患者去上海，没有出一点儿事。”这家连工资都发不全的单位，还想着带患者参与国家盛事，而正常人还有多少没去过世博会呀！活动室宽大明亮，各种活动器材摆放整齐。

　　正好，医护人员下午要去郊游，因为下雨，都留在了医院。我就和这些可爱的天使们合了影。我们吃饭时，雨下大了，雨水顺着墙面流到屋里，一直流到脚下。大家放下筷子，去把电视从墙上卸下来，又拿来拖把拖地。院长和主任一再说不好意思，我却很高兴，因为看到了他们生活工作的真实瞬间。出门时，雨还没有完全停，就有人在擦玻璃了，是两名护士带着两个恢复得比较好的患者，起劲地干着，难怪医院这么干净。

　　我已经联系了几位画家，他们愿意捐献一百多幅画给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并准备拍卖这些画，以解决大型洗衣设备和补发工资等问题。

　　我看到了真正的天使！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