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经方来源于所谓《汤液经法》不甚以为然。更对所谓辅行诀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如果经方不来源于所谓的《汤液经法》,那么经方还可能来源于什么呢?我提出一种猜想,请各位指点。
桂枝汤后有使用说明,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其中的五辛,是佛教里面的词汇,指五种有辛味之蔬菜。又作五荤。与酒、肉同为佛弟子所禁食之物。http://baike.baidu。com/view/541941.htm
在金匮要略后面,《禽兽虫鱼禁忌并治》里面有一条:凡心皆为神识所舍,勿食之,使人来生复其报对矣。这句话如果是仲景原文的话,那就可以明显看出仲景曾经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或者阅读到了一些佛教医学文献。
佛教在东汉或者更早以前传入中国,有没有可能印度的医学文献也传输进来了呢?张仲景阅读了印度医学文献,以及饮食禁忌。然后张仲景进行了分类加工?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请网友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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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证明不去看,仲景原文里序已经点明了却拿来否定,就因为“五辛”和“在金匮要略后面,《禽兽虫鱼禁忌并治》里面有一条:凡心皆为神识所舍,勿食之,使人来生复其报对矣。
”来展开你特殊的猜想,不知道佛儒道,到最高境界都是归一的,所以别人说佛道归一,再就算用了佛教的五辛概念就能说经方是印度来的,那岂不是波音,美国很多战机都是我们中国产的,因为很多基础零件可能来自中国啊,
再说了猜想这个有意义吗?聊点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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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五辛,根据后秦鸠摩罗什译的《梵网经》是指
大蒜、革葱、慈葱、兰葱、兴蕖。
但我国另有所谓五辛。西晋周处《风土记》和南北朝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都记载了正月一日上“五辛盘”的习俗,南北朝时期成书的《正一法文修真旨要》说五辛为大蒜、小蒜、
韭菜、芸苔、
胡荽(
香菜),与佛教的五辛有异同。因此《
伤寒论》中的五辛应该与佛教无关。
我不能确定《禽兽虫鱼禁忌并治》是否仲景原文,即使是,仅凭“来生”一词附会于印度也显得武断了,不过楼主说是“猜想”,猜之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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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思考印度古典医学对中国汉代医学影响的问题,也一直收集相关资料。 知道肯定有一些影响,但史料贫乏,目前尚难以具体。
印度文化、佛教实际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远比一般认为的要早,道家神仙传中的很多人物,有学者就认为近于佛徒。研究中印化交流的一些大学者早有零星的论述和推测。他们想了解这个早期领域也是力不从心。唐代医学受印度医学的影响按廖育群等人的看法,应该远比一般学者认为的要广大。
近代中国最早的医学史家如范行准等人,也零星讨论过印度古典医学对中国早期医学影响的问题,但也是缺乏论据的推测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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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有没有受印度医学的影响?
没有序言的版本《金匮玉函经》有《证治总例》,其文佛教医学色彩浓厚,很多文献学家认为是南北朝时候的医师所加,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很可能就是张仲景所作(或部分是)。到底是不是张仲景所作(或部分是)难说。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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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治总例》中有一段以“张仲景曰:”开头的话,其中有一句很关键:“水能净万物,故用汤也”。“水能净万物”这也是一句印度古典医学色彩很浓厚的话。当然认为仅是英雄所见略同也能说得过去。
关于中医汤剂的起源问题,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哪怕是充满推测和可能的文章。但这种文章实在是太难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医学史论文,从网上得知大概也有几篇尝试性的文章,但我一篇也找不到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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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遗风:简单,经方用药是否来源于印度就可推断。?(2013-05-07 15:57)?700)this.width=700;" >
恐怕没这么简单。印度古典医学认为万物都是药的,他们有一套辩药用药的理论。
史料中会发现,很多外国僧人来到中国,同样可以行医,当然只能使用当地药物。
只能推测他们来到一地后,是先熟悉一段时间当地常用的药材,然后很快就进行了药物对应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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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古的历史很奇特!真正地历史可能与我们所知道的大不相同!
比如,《史记》云轩辕黄帝姓公孙,后世人完全否定上古有“公孙”姓,或以为是“公孙氏”。
其实有可能“轩辕”是“狮儿”、“酋耳”,也就是“猃狁”,而公孙,实际上就是高谿“、“高誓”,也就是“
龟氏”——迦叶!
O(∩_∩)O~,上面的注释就不说了,汤先生一定知道,不知是否有些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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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方来源于印度佛教,那么古佛经上的原文應该有些痕迹。据我浅见,《大藏经》《华严经》《无量夀经》里没有经方的相关文字或影子。佛陀教人治病是从心地上治,讲的是境随心转,放下分别、执着、妄想,戒贪、嗔、痴、慢、疑,心地清净无染。连身相也放下了,病安从來?
故我以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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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汤后“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一句在另一宋本《金匮玉函经》中是没有的。所以可能为汉后医家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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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否来自于印度,有一点可以肯定经方不是来自于民间,没有群众基础。
伤寒论取法于伊尹的《汤液经法》,伊尹曾为膳夫,深谙烹饪之道,常以食材防治疾病,故撰《汤液经》。
《吕氏春秋本味》:“和之美者、阳朴之
姜、招摇之桂”,点明
肉桂、
生姜既食既药,不仅可宣散风寒,又为调味佳品,而仲景之桂枝汤与此亦有极深渊源。
生姜现在是极其普通,但直到唐代还是高档之品。孙思邈曾讲:“今诸疗多用辛甘,姜、桂、
人参之属,此皆贵价难得。”
说明生姜普通百姓是消费不起的,更不可能作为药品在民间广泛使用。
另外,桂枝汤里为什么会用
芍药?一般人不理解,其实芍药在汉代也是厨房里的一种调味品。芍药以兰桂調食,五味之和也。《汉书》“芍药,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气,故合之於兰桂五味以助诸食,因呼五味之和为芍药耳。”
汉代贵族喜欢食用芍药
酱,《南都赋》“芍药、兰草、
桂皮、黑黍、种米、大
雁肉、沙
鹅肉、小鱼汤调成芍药肉酱”。宋?罗愿《尔雅翼》注释:古人以为芍药能化解食毒,芍药之酱,合兰桂五昧,可助诸食。待芍药酱调制好了,再进食为好。
同样,伤寒论中桂枝到底是肉桂还是桂枝,只要理解为厨房中的调味料,自然而然就明白是用肉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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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中的一些“勺药”,非彼“芍药”。
一本《辅行诀》引发了的《伤寒论》与《汤液经法》的关联。
看来不彻底扫荡这种论调还是不行。《辅行诀》考证的文章是不写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