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坛原名文伟，字英畦，伯坛是乡试时用名，新会县外海人(今属江门市郊外海镇)。他行医五十多年，是近代岭南著名的伤寒学派的鼻祖，是广东四大名医之一，与赵鹤琴、黎卑流、陈月樵齐名。

伯坛出生于一个破落、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见他少时聪颖遇人，且刻苦好学，所以尽管家境贫困也设法供他读书，一心希望儿子考取功名，以便光宗耀祖。伯坛不负所望，21岁应科第试中秀才。1894年(光绪二十年)，他又考取广东第七名举人。但他从少年起便对中国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已有相当造诣。又经不断刻苦钻研，很快就通经史、精《周易》。他不愿把光阴浪费在八股文章里，无意去猎取一官半职，而立志研究医学。在书院读书时，伯坛向一位同窗学友借阅一本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阅后，深为书中精辟的医学理论所吸引，爱不释手，对研究伤寒更有浓厚的兴趣。从此，他废寝忘餐地钻研医学。当时，书院内有一颗玉兰树，他经常在玉兰树旁苦苦思索，常在不知不觉中顺手扯下枝叶，日子一长，玉兰树茂密的枝叶竟被他折得零落殆尽。伯坛对所有的医学书籍都视如珍宝，他家境虽然困难，但为了积景资料，他宁愿节衣缩食，也要购买医书。有些书一时买不到，他就四出求借、转抄。他日夜攻读古典医学书籍，尤专注于研究仲景的学说。他曾说过：“余读仲景书几乎揽卷死活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陈伯坛以顽强的毅力，景月积年，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等典臀，均能融会贯通，深得其精髓，并自成一家，成为一代名医，治愈了不少难症、绝症。

由于伯坛的医术高明，药到回春，被人们誉为“长沙再生，仲景后身”(长沙即张仲景)。1885年(光绪十一年)，伯坛已开始在广州行医。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在广州府学院前租一诊所，挂牌行医，坚持“富者多取而不伤，贫者减免而受惠”的宗旨，名噪一时。当时，两广总督谭仲麟患外感，缠绵一月不愈。谭的好友南海知事裴景福推荐他请陈伯坛医治，并叮嘱伯坛说。谭曾经服过三分桂枝便流鼻血了，你切不可用桂枝。”伯坛诊时，正值初夏季节，谭却穿着棉衣，汗则涔涔出而不自觉，切脉浮弱，陈诊断为伤寒桂枝汤症。于是大胆落处方以桂枝汤原方，主药桂枝，重用一两二钱，为总督初时所服的三分的四倍。裴知县见了，即时被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他知道身为总督大臣，有生杀大权。如服药后，发生医疗事故，不独医生人头难保，自己做介绍人也难免要丢“乌纱”，因而当场向伯坛提出劝阻。在场的人也认为谭总督必不敢服用此重剂。于是，伯坛当即写脉论，根据经旨和谭的症状，洋洋千言。谭看完脉论，甚为信服，并说：“此公下笔千言，定有真知卓见。”于是煎服此剂一饮而尽，次日痊愈。又有一个叫吴君的男子，四十多岁。睡至半夜，忽然昏迷不知人事，经一二小时后才渐渐苏醒，如是者数次发作，四处求医，却日渐加重。后请伯坛治疗，切脉弦大。他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为罢极之本，魂之居也。睡时发昏，乃肝不藏魂。”于是开了茱萸汤处方给吴君，服十剂便痊愈了。再有政界名流唐绍仪的外侄陈国创，得两足强直病，多日卧床不起。伯坛经过详细诊察，发现患者除得此病以外，尚有阵发性头痛、失眠、食不下，数日未解大便，小便短少等症状。他指出：“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伸而不屈者病在骨，风寒湿三气之邪稽留两足，是不容怀疑的了；其头痛可见元首诸阳受邪；食不下失眠，由于胃不和则卧不安。”此症该从何人手?伯坛抓住以通利二便为先着，于是处方重剂四逆散加云苓，并嘱咐患者吃热粥取汗。还断言：“此病可治，明日将有转机。”果然，服药后小便清长，并解大便一次，通身微以有汗，两膝亦能屈伸，而且能吃又能睡；第二天，再进前方去云苓，病情继续好转；第三天括萎桂枝汤，并说：“得喷嚏者解。”次晨，病者一连打五个喷嚏，顿觉头脑清爽，精神康复。伯坛再用甘草附子汤、甘草干姜汤，患者便彻底痊愈了。唐绍仪为此特撰文登报，文章的标题是：“恭颂陈伯坛先生以经方愈病之神速”。还有郭某之妹，怀孕七个月，发热咳喘，由于误治症变，乳房水肿，腹部膨隆却减少、气喘、面赤、发热、大汗不止，手足厥冷，目斜视，危在旦夕。急请伯坛前往诊治。切脉沉微，他诊断为胎气引水上逆，采用急则治其标的办法，先回阳止汗为急务，及收胎气上逆之水。

由于伯坛的医术高明、疗效显著，不少疑难重症经他施治，多能转危为安，元气很快得到恢复。所以，医名远播，为社会各界群众所推崇。

伯坛在广州行医誉满羊城。不少从事医业的人都慕名而来，拜其为师，伯坛不辞劳苦，竭其所能，向求学者传授医疗技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两广陆军医学堂”，伯坛被任为总教习，主任中医，培养出不少医学人才。1924年，时局变化，军医学堂停办，他的从学者旭日华、程祖培等医师当发起人，由伯坛在广州芳书街开办“广州中医夜学馆”，学员达四五十人，大半是执业医生。当时，他坚持日间应诊，晚上业余时间对学员授课及研究医学难题。他开办的中医学校学制为六年，所定教材，所编讲义，早为世人所传诵。即使到晚年，他仍本着“得英才而教育之”之心，对来请执弟子礼的人不遣余力地予以培育。

1925年，伯坛携同家眷到香港定居，在香港中环文成街设“陈伯坛寓”挂牌行医。他素有扶携后进之志，亦择人而教，故满门桃李。如在江门行臀的第四医院趟景明、陈仲明、吴味范、邓义琴、林清珊、旭日华等名医；在广州行医的广州中医研究所主任程祖培、钟耀奎医师等；在香港行医的陈甘棠、陈遂初、陈仿周、陈柳一、陈鉴人、陈子石、陈习之、谢瑞甫等医学界的一时俊彦；还有既是医学家，又是革命家的彭泽民，都是伯坛的学生。

伯坛一生穷研医圣张仲景的医学理论，旁及各家，但又不全以仲景为依归。他以精、警、整、醒四字为医术(精，是精通三阴三阳、五运六气；警，是警觉那些有误的，对医书不生搬硬套；整，是整理有层次，或从表而人里，或从里而发外；醒，是头脑清醒，临机应变)。对医理坚持“四不”：不剥削、不阿附、不随便敷衍、不拾人唾余，而羞与注家为伍。他说的注家，是指有名的医学家喻嘉言、黄仲载、陈修园等三人对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三家注。伯坛对三家注释有某些指责。他诊病用药，不喜因循前规，尤其用药方面，异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剂量。伯坛反对当时一些庸医，对病人施以不着边际的轻淡剂拖延日子，以增加病人痛苦来获得更多诊金的做法。伯坛往往用速效主治方对病人大胆下药，处方味数不多，药简效专，对加减掌握十分严谨，方剂分量应重则重。对有些病症，由于诊断精确，故以重剂投之，取效神速。他常常收一次诊金开几剂药，故人们又称他为“陈大剂”。伯坛还有“广东四大怪医”之一的美称，中医传统的切脉一般是：望、闻、问、切。而陈则望色而知其症、闻声而知其病，即或问也不过三言两语，对病者的病情便了然在胸，切脉只需几秒钟。所以每天门诊达百多人也应付自如。伯坛在港十余年，救人无数，对他医术高明的题赠不胜枚举，如著名学者、词家朱祖谋(号强村，清礼部侍郎)书赠联云：“知君一身皆是胆，与人着手便成春。”著名学者左霈的赠联云：“中原麟凤，上相夔龙。”

由于伯坛的名气大，慕名前来求诊的人很多，他全心全意对待病人，不论贫富都一样认真进行诊断治疗。为了方便危重病人，他每天下午都出诊。当时，一般轿子都是两名轿夫，最多三名。而伯坛急病人所急，宁愿多付工钱也要雇请四名轿夫，以争取时间。为了替病人治病，伯坛经常很晚才回家吃晚饭，有时是三更半夜才回家。曾有一个友人，筹办药局，欲借“陈伯坛”的大名，以招徕生意，愿给伯坛一份红股，送一部小车，但伯坛拒绝了。他说：“我行医以济世活人为宗旨，拿我做招牌做生意万万使不得。”

他对家人、对佣人，态度温和宽容。有一次，两个佣人口角争执，误将湿淋淋的抹桌布摔在他的脸上，他也不发怒，一笑置之。

伯坛一生不务名利，不重钱财，为人慷慨，乐善好施。当时，村中有一个孤儿，伯坛怜其无依无靠，便长期照顾他。伯坛的亲朋，因经济困难而求助于他的，他都慷慨解囊相助。当时有一位乡亲，因经济困难，愿把田产卖给他，他说：“你急需要钱，我给你，但田不可卖，田契暂时代你保管，以免你贱卖与他人”。日后，这位乡亲每提起此事，都禁不住热泪盈眶，称赞伯坛的为人。

伯坛一生乐善好施，从医五十余年，没有积蓄。在乡间没有营建新居，置买田地；在港亦无显眼的物业。他最大的遗产是将一生的教学讲义整理删增，著有《读过伤寒论》(1930年出版)、《读过金匮》、《麻痘蠡言》(1939年出版)等共80多万言的著作。其中《读过伤寒论》篇卷大，评议详，理论独特精辟。全书十八卷，卷首为张仲景原序，谈原序并释，叙言、序、凡例、门径、图形、读法。卷一至卷十八，依次为六经各篇及霍乱篇、阴阳易差、劳复篇、痉湿暍篇，均名之曰豁解。所谓豁解，即作者对《伤寒论》原书全文豁然贯通的见解。而门径与读法两章，则为书中开宗明义的重点。门径阐发了二十三个主题，即1寒、2病、3化、4气、5径、6脉、7表里、8寒热、9虚实、10汗、11吐、12下、13喝、14小便、15大便、16烦躁、17痞满、18厥逆、19和、20营卫津液阴阳、21阴阳、22三阴三阳、23经脉。其读法共三十五条，是教人如何去读他的《读过伤寒论》这一书，大有画龙点睛，授匙开锁之妙。《读过伤寒论》等名著，是祖国医学辩证施治的基石，与《内经》、《难经》、《温病条辩》同为医学四大经典。《读过伤寒论》初版于1930年，重刊影印本发行于1954年。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坛的名著，得到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和评价，指示要重刊《读过伤寒论》以供世人研究。

1937年5月29日，陈伯坛在香港病逝，终年76岁。斯人虽逝，他的医学成就却一直为世人所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