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陈朝晖 2006-5-21 16:56:09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4 年 6 月 第 20 卷 第 3 期  
关键词：中医存废斗争  
        摘要：在近代社会西化的背景下，岭南中医界也提出各种革新主张，以适应时代要求。代表人物有提倡“中医科学化”的谭次仲、主张“建设中国本位医学”的伍律宁、持“中医改进论”的张二仲与林昨非、建议培养“新中医”的卢觉愚以及“中西医学比观”的张公让。他们的思想，既有废医存药的错误主张，也有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肯之见，体现了特定时代下的诉求，既有进步性也有局限性。


　　关键词：中医存废斗争；医学史，民国；谭次仲；伍律宁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封建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转折性的一页。伴随着政治的变革，稍后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又推动中国社会加速裂变，传统文化渐趋式微，西学日益普及。在医学方面，西医在中国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对传统中医学形成冲击。尽管中医学并没有被西医所淹没，仍然显现着生命力，但在言必称“科学”的社会风气下，旧有的理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甚至生存也受到威胁。新政府的医政大权掌握在留学归来的西医手中，以致1929年有余云岫提案“废止旧医”，酿成风潮。


　　“废医”当然不可能成功。但面对时代的进步，中医自身也产生了变革的要求，不少人提出了各种适应时代的革新主张。这些观点与旧的“中西医汇通”有所区别，称之为“中医革新派”或“中医革新思潮”比较恰当。


　　岭南是近代革命的前沿，近代广东中医界倡议或力行革新的医家亦不少，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有些观点和论述今天看来亦不无启迪。兹介绍其代表人物和观点如下。


　　1 谭次仲与“中医科学化”


　　谭次仲（1893-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历任广西梧州中医学会会长、广东仁爱医院中医部主任、（香港)广东保元中医学校校长。著作有《医学革命论战》、《中医与科学首集—中药性类概说》、《中医与科学二集》等书。


　　谭次仲是近代“中医科学化”的倡导人之一，与当时上海的陆渊雷齐名。他认为中医的革新，需要“萃中西而共冶，合新旧于一炉”［1］。他评述社会上论“中医科学化”的许多论点，或“只有中医实则蔑弃科学，或只有科学实则蔑弃中医”，这都是不客观的，“揆其原因，非由于不认识中医，即由于不认识科学。”谭氏所言的“中医科学化”，认为中医应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他说：“医学既无所谓中西也，特古略而今详，古疏而今密，唯此而已。……古人诊察疾病，仅恃人类自然之本能，今则几于完全建筑于科学生数理化之基础上。故必取法者也。”所以，“中医科学化”的目标是：“一方面固必切合中医获得事实上及文献上之确实证据，绝对不容虚构；一方面尤须准对科学，不容脱出生数理化之藩篱，存有玄学之丝毫色彩。其有为科学所未明者，则存其法以留待将来，务使中医观之谓之中医，科学医观之谓之科学。”［2］“科学化”的手段则是主张开展中医实验和中药药理研究，他对守旧人士晓之以理说：“吾固中医，吾爱护中医之忱，岂让诸君？……顾诸君出之以气化虚无之说，假之于天人缥渺之论，以此自固篱藩，难逃反对科学，策之至下者也。”［2］当然，谭次仲也注意到要保持中医学术特点，指出“药出于方，方出于法，故方法者，中药应用之准绳，中医经验之结晶也”［2］，认为中医理论对临床有指导意义，反对弃医存药的观点。


　　2 伍律宁及其“建设中国本位医学”


　　伍律宁，字子建，广东台山人，生卒不详。1927年伍律宁考入广东中医专门学校，1932年毕业。他的思想，早年也受中医科学化的影响，曾说：“夫中医之在今日，勿论为国家人民计，抑为中医自身计，中医药之必须科学化，万无因循观望之理。”主张“以科学为手段，中药为材料，即根据科学原理，尽量运用中药”［3］。民国18年，他在广州创办了广州医药月报，为中医科学化声张。1937年伍律宁出版了《中医起信论》一书。其书名中的“起信”来自佛教，意为通过说理使人相信。他认为在讲“科学”的时代，中医必须通过科学化，才能使人信服。


　　1939年伍律宁又出版了《中医起信论》二集，这次则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建设中国本位医学”的口号。该口号脱胎自“中国本位文化论”。1935年初，文化界10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倡“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即主张学习外来文化时应有中国本位意识。伍律宁借此提出应在中国本土医学基础上建设属于中国的“本位医学”。他认为中医有“绝大能力”、“绝大价值”，“足可超越‘天演淘汰’定律”，必然能够生存。对当时的各种论战，伍律宁颇有微词，认为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互攻其短，恶意批评。挂学术之名，争饭碗之实”［3］，他主张务实研究，从实验及临床着手。《中医起信论》两集研究了肠炎、疟疾、天花、肾炎、肺炎等十余种疾病，均是先列西说论病，继用中法辨证，后用中药分证治疗，力求在临床上、学术上沟通中西。


　　3 张二仲之“中医改进论”


　　张二仲，名熊飞，号访，广东西宁金滩乡人，生卒不详。他原在乡塾及学校任教，自学医学。“教学而外，稍有暇，无不肆力于中医之学术，更旁参西医之图籍。”［4］他多年读书临证，“由是发现中医之学理，真伪杂乱，非亟改善，巩不足以阐先法而式后人，遂矢改进中医之志。”曾创办郁南育元医学研究所，著作有《中医改进刍论》。


　　张二仲“自任改进中医之责”，拟著《药学新发明》、《证方新发明》、《脉学新发明》、《仲景全书新编注》、《内经新编注》等书，这本《中医改进刍论》就是他初步的规划与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要改进中医，有几步工作要做，分别是：“亟宜革新”、“宜先辨谬”、“宜先祛蔽”、“宜务实用”、“宜务专修”［4］。方法上反对尊经、守旧，反对玄理。例如他提出“发明四时循环之真理而辟五运六气循环之谬说”，即肯定中医注意四时变动，但反对五运六气之牵强附会。他还主张废《难经》，认为该书脏腑之说错谬百出，不符合解剖，而且说理也多玄空。
       
　　4  林昨非“改进中医”说


　　林昨非，字尧钦，广东新会人，生卒不详。林氏弱冠学医，壮岁悬壶，任新会仁安医院医席28年，设有“维新医学研究所”，招生授课。1933年著成《改进中医刍言》，由新会捷元斋书局发行，主要阐述其对中西医学的看法。


　　林昨非提倡“改进中医”，是“欲求医学与科学化，使医学有统一确实的见识，而扫除旧时藤葛”，他自信“言论翔实，并非杜撰。”林氏所处时代正值中央国医馆成立并开始运作之时，他对国医馆《章程》中“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的目标满怀希望，因而提出个人见解。他认为中医“已精而不能益求其精，已密而不能益求其密……至今与欧西新医学日相背驰，而我旧医派，遂陷入淘汰环境，此可为太息而长叹者也。”中医学“尝百草，制医药，与作《内经》，均属破天荒之创举。当其时，实未尝有化学实验之设备，空诸依傍，所著言论，如五气、五运、阴阳等论调，间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在所不免。”所以，“吾人研究医学，务宜本前人之发明而光大之，择其陈腐者删改之，认为不背于近代学理者保留之。取新医之长，补旧医之短，又能用旧医之长，补新医所不逮。新旧兼习，造成通材，实为今日肄习医学者的责任。”在方法上，林昨非西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他说：“改进中医办法，以讲求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为第一要义。”提出“按照新学医理，配用中国药方”，并“将中药逐一化验，提取精液”，而“病理学必须根据正当科学的秩序，勿为三阴三阳及五运六气等臆说所搀杂，方能贯彻医学真理”，如此等等。他自觉这样做，可以“中西医学，一拍即合，何致为人取缔，哓哓争辨不休呢？”［5］实际上倾向于废医存药以迎合西医。


　　5 卢觉愚倡导“新中医”


　　卢觉愚（1898-1981)，广东省东莞县樟村人。十七岁学中医，1925年卢觉愚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第一任中医长，此后历任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名誉董事、中华国医学会医报编辑主任、香港针灸学研究社名誉社长等职，主要在香港授课及开诊。卢觉愚精通英文，对西医了解较全面，在他的著作《觉庐医案新解》（1938年)中表达了他关于中医革新的见解。


　　卢觉愚客观分析了中西医的短长。他说“彼泰西医学，本科学实验之方法，客观唯物之现象，修习研究，有一定门径，复有声光电化等专门供其运使，分科细，辨析精，体用兼赅，论证详实”，但是“其治病也，循规蹈矩，守经执法……可以见理之真，不能得致用之妙。”而中医方面，虽有高明的理论，但是“门分别派，殊鲜会归，斗火冰盆，莫衷一是”，固然有高明的中医能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成绩时驾西医而上之”，然而普遍成才不易，流品太杂。所以卢觉愚希望“将中西医学融会而贯通之”，赞同中医学校要加授西医课程的做法，他说：“以其固有之特长，补充新学识，人材鼎盛，自必后来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医。”“所谓新中医，必以国学为经，西学为纬，择善而从，权操自我。”［6］可见他认为中医虽要革新，但仍应保持自身特色。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医案中。


　　卢觉愚的医案，“选方辨证，悉遵古法，而证以西说；论病释理，多采西学，而参以经验。”亦即采用中医辨证治疗，但以西医生理、病理等讲解，他说：“书中议论及释名，多采西说。非敢立异，以其病理定名，皆较严密考实故也。……如脚气，为末梢神经炎性病变；破伤风，为菌毒作祟。事实真确，为中说所不逮。……惟西说不能确指为何病者，则仍沿用旧说。”这种做法被誉为“体裁别创，风格独标，在国医出版界中，似未之前见”［6］，后来成为现代中医医案常见体例。


　　结合科学探讨中医治疗机理，卢觉愚的论点颇有见地，如他解释中医之治感染性疾病：“细菌原虫，虽为病原之一，而疾病之本体，却为体细胞之异常变化。故传染病之治愈机转，不在菌毒方面，而在体细胞能否复其正规生活为断。中医治法，正适合此条件，此其所以有特效也。”［6］


　　6 张公让与“中西医学比观”


　　张公让（1904-1981)，原名其升，广东梅县人，出身中医世家，但其本人则毕业于西医院校，因此可谓中西兼通，在民国时期曾任两广考铨处中医考试委员会专科顾问。20世纪40年代，张公让陆续出版了《伤寒金匮评注》、《中西医典》、《中西药典》、《肺病自医记、吐血治验记》和《医案医话、治医杂记》，合成《中西医学比观》一、二集共7卷。1950年张移居香港，点注出版杨鹤龄的《儿科经验述要》及选评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创办《中国新医药》杂志和“中国新医药研究院”等，在社会上颇有声望。


　　张公让在医学上主张中西医学的合流，主要反映在《中西医学比观》中。他说：“我觉得二三十年来，中西医界划了一个很深的鸿沟，互相诋毁，不相为谋。中医骂西医太呆板，太机械，长于外科，绌于内科，过重局部，忽略全体；西医骂中医不合科学，理论荒诞，盲人瞎马，夜临深池。他们所骂的确也有他们的道理，但平心而论，西医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不少人体生理病理的秘密，治疗亦日有进步，中医则有数千年丰富的遗产，经验药物多可宝贵。西医好象年少气盛的青年，有时不免有点幼稚，中医好象饱经世故的老者，有时不免有点腐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若能冶二者于一炉，择长去短，则今日之医学，岂不更为完善？所以我希望西医不要气盛心粗，要留心字纸篓中有无宝贝，中医不要抱残守缺，要留心科学王座，有无真理。”张公让著《中西医学比观》，就是“想在这伟大而繁重的工作队伍中，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7］。


　　不过在实践中，张氏偏于用西医的思维，求证中医的实效，他自称“偏重中医”，实际是指心目中“用纯粹科学解说的中医”。他“以科学为依归，病名采用西医”，“完全辟去五行岁露等谬说”，认为“中医说的‘肝’是指自律神经；‘心’多是指脑中枢神经；‘肾’兼指肾上腺皮质内分泌及性腺内分泌；肝阳旺是指交感神经兴奋、血压高……”［8］他还批评《伤寒论》“识症不识病”，虽然辨症极细，但“只能行对症治疗”，而西医则能针对病因治疗，发明特效药以杀灭病菌，比中医高明。张公让也肯定中药有一定长处，他说：“无论药物如何进化，中医之强壮剂、兴奋剂、健胃剂，仍有其极崇高之地位，……西医此时似无其匹，故我曰治疗急性热病，则中不及西；若治疗慢性病，及恢复元气者，则中或胜西。”否定中医理论，不能正确认识中医治热病的特色等，都反映出张公让以西医思维为主的立场。张氏还说：“今世之药物，西药日有发明，……其将来之发明尚无止境，似此则治疗之领域，西医将日扩，而中医将日促，吾人对此能不愧死？”［7］这正是他要改造中医的动因，其所担忧的虽然并非全为事实，但确实指出了可能的危机，值得后人思考。
民国时期岭南中医革新思潮表现不一，既有废医存药的错误主张，也有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肯之见，这些论点折射着当时社会纷繁复杂的思想情况。近代以来的医学史证明，只有保持临床疗效，发扬中医特色，中医才能继续发展，但是中医与现代科学的交叉研究也不容忽视。近代岭南中医革新医家的探索，有进步性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其经验和教训可供今人研究参考。


　　参考文献：


　　［1］伍律宁．中医起信论［Ｍ］．广州：广州人境医庐，民国二十六年（1937)．1．


　　［2］谭次仲．中医与科学二集［Ｍ］．雪兰莪：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国医学会，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8．


　　［3］伍律宁．中医起信论二集［Ｍ］．广州：广州人境医庐，民国二十八年（1939)．1．


　　［4］张二仲．中医改进刍论［Ｍ］．广州：广州开智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1


　　［5］林昨非．改进中医刍言［Ｍ］．新会：新会捷元斋书局，民国廿二年（1933)．1-5．


　　［6］卢觉愚．觉庐医案新解［Ｍ］．自刊本，民国廿七年（1938)．1-10．


　　［7］张公让．中西医学比观［Ｍ］．梅县：梅县张公让诊所，铅印本，1946．1-5．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405)


　　基金项目：2002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2F49)文章编号：1007-3213(2004)03-02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