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月人间正炎热，一榻清风殿影凉
? ? ? ? ? ? ? ? ? ? ? ——《黄煌经方沙龙第一期》读后感
? ? 前几天买到了《黄煌经方沙龙第一期》，不看则已，一看则如饮甘露，不能释卷。那么多的高手，那么实用的经验，那么具有启发意义的美文，让我敬佩不已。除了黄老师的文章，别的作者尤其是温小文、杨大华等老师的文章，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读了《我的中医之路》，知道了原来黄老师也曾迷茫过；读了《体质观的形成》，我对黄老师把自己几十年的临床心得竟如此慷慨地倾囊相授万分感谢，请允许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另外沙丘沙、顾志军老师的医案技术含量都很高，还有一位andy甚至在大二就已经能给亲戚朋友治病了，真棒！经方沙龙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
? ? ? ? ? ? ? ? ? ? ? ? ? ? ? ? ? 一 方法论
? ? 黄老师的《答大同经方十五问》一文以及其后的跟帖、追问，让我看到了黄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对于经方的热爱和深刻的思考。尽管许多问题目前还没有清晰确定的答复，但是正因为回答得坦诚、真实，让他们所做的探索和努力非常值得敬佩！有许多问答也让我久久凝神，自知才疏学浅，对于一些问题需要找很多资料才能看明白。比如第8问：“从方法学的角度而言，教授研究经方的方法和西医的研究方法有无区别？如果有，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答：从方法学的角度而言，医学科学是不分中西的，但行医的艺术是可以有中西之别的。”要看懂这番问答，就必须明白什么是方法论。我找到的资料说：
? ? 《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是笛卡儿在1637年出版的著名哲学
论著，笛卡儿在方法论中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四个步骤：
? ? 1、永远不接受任何我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就是说要尽量避免鲁莽和偏见，只要没有经过自己切身体会的问题，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都可以怀疑。这就是著名的“怀疑一切”理论。
? ? 2、可以将要研究的复杂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
? ? 3、将这些小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
? ? 4、将所有问题解决后，再综合起来检验，看是否完全将问题彻底解决了。
? ? 如此我明白了，黄老师的《张仲景50味药证》正是运用“最大量、最小量、最简方”这样的方法论来研究每
一味药所适应的症候群的，药证弄清楚了，方证的清晰和规范化才有可能，《经方100首》如是，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亦如是。这个工作如果放在现代医学中，那是非常久远的历史了：在60年代以前，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从机械到人体解剖的研究，基本是按照笛卡儿的方法论进行的，对西方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直到阿波罗号登月工程的出现，科学家们才发现，有的复杂问题无法分解，必须以复杂的方法来对待，因此导致系统工程的出现，方法论的方法才第一次被综合性的方法所取代。而放在中医领域中，却似乎是一项新奇的方法，因为中医学从来就不缺系统论，而方法论又恰恰是许多人嗤之以鼻的。那为什么还需要作这项工作呢？因为方、药的使用一直在“医者意也”的托词下，缺乏一定的规范，不利于医生自我的总结提高，也不利于后学者的领悟。
? ? 黄老师研究经方的方法和西医的研究方法是没有区别，但是如何应用到临床上，却是另外一回事。西医对于消化道溃疡出血，重在病变部位，所采取的措施也是针对如何止血，如应用质子泵抑制剂、冰生理盐水、三腔二囊管等，说到底，还是集中在病灶上。然而药证中主治出血的药有
大黄、
黄芩、
生地、
阿胶、
白芨等，但是不是对于这个病人这些药都可以用呢？显然不是，药证的背后是方证，方证对应着病和人，有的病人体型壮实红光满面是
泻心汤证，有的病人素来就有慢性失血可能脸色苍白是
胶艾汤证，这就是“行医的艺术是可以有中西之别”。所以黄老师接着说：“本人研究经方的着眼点，可能更重视整体，重视‘人’的感受。”关于这一问，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确否。
二 中医理论
还是在这篇中，大家争论的另一焦点是中医传统的理论还有多大意义，有没有研究学习的必要，有的人的言词甚至过激。我认为，当然是要的，但是每个人心中所定义的中医传统理论的外延和内涵都是不同的，有的人把易经等哲学思想归入其中，有的把五运六气看得很重，有的也注重于脉诊的变化上，而有的，像黄老师这样，比较喜好实在的学问，将经方推崇得很高。我无意去评论任何一种有无实用的价值，只要每个医生觉得对临床思维有用，又何必去反对呢。比如易经，有的医家能从这里看出阳气的重要，用于临床也能有效，那些个医案总不是编造的吧？有的名人喜欢对没有研究过的事物下评论，当然也是出于忧忱，但须当心堕得野
狐禅，阿弥陀佛。五运六气李阳波先生很推崇，用在临床也能奏效，虽然我们觉得推算很累，但是人家精于此道，不改其乐，又有什么关系？我校一老中医精于《太素脉诀》，诊病多能从脉象上识得病人的性格、事业是否成功，每使病家叹服，因此益发信其技，又何尝需要反对？《濒湖脉诀》说“寸浮
头痛眩生风”，不是虚谈，有一次无事时给学妹把脉，右寸浮滑，开始疑是
感冒，否认后才明白原来是刻下正有头晕；还有一次给父亲的同事把脉，诊得左关小弦，便可知她容易激动、经前乳胀、咽中常如有物梗阻，她对于这些症状的准确描述感到非常惊奇。还有中基中最强调的阴阳五行，前不久《百家讲坛》中郝万山老师的阐述也非常精辟，并扫清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机械迷信的认识障碍。各人的认识自有各自高明之处，难道真的出现藤平健所说“只要能完全搞清楚古方的意义，就能获得很好的疗效。不要太拘泥于这中医学、那中医学，不应过分左顾右盼。现在的中医学或许最终地倒下日本传统医学地一边”的可怕情形才好吗？
杂拉写至此，想起我前不久的一个困惑：为什么江浙地带的医生不愿意用经方？为什么他们不用经方，用有药无方的复方也能取效？和师兄
田七聊了很久，觉得这个困惑和以上唠叨的几种对中医理论的认识本质上都一样的，用佛经上的话来说便是“各有各的缘法”，打个通俗的比方便是我去北京自己坐飞机觉着舒服就行了，何必非要拉着那些喜欢做火车甚至自驾游的人也一起坐飞机呢。
阴阳五行等好比是自然界的公理，而后世的各种流派好比是各种定理，证明一道数学题可以用不同的定理，只要最后证明能够成立就行。然而这过程中，挑选什么样的定理是个人的自由，在我看来，“方证对应”也许就是那条步骤最快的定理。所以我尽管不反对任何一条定理，但我会坚持我最喜欢的。
三 乱谈
附子 《刘完素别传》，是一瓢兜头的冷水，让人清醒。而我认为，它嘲讽的应该不是火神派，而是火神热。若论附子，我也来谈谈我浅陋的见识，不当之处，还望各位海涵。我的老师就喜欢用附子，有个女生慢性
荨麻疹反复数年，有一次急性发作住院花了好几千也控制不住，此人舌苔光剥而有很多裂痕，若按一般临床思路，定先根据舌像考虑阴血虚而生风。然吾师曰：此非阴不足，是阳不足，不能化阴。遂用大剂
保元汤加附子、十全大补加附子进退，硬是让她的慢性荨
麻疹从此就断了根，至今两年未发。还有一例痿痹病人，突然四肢无法动弹，只能卧床，老师用
真武汤加味，附子用到90克，病人可以下床扶着桌子走路了，也未见不良反应。
从历史上的火神派医家来看，有的附子量用的不大，有的动辄60以上，甚至以百克论。这其中是否跟地区不同有关，我父亲去过四川，之前还担心那边饮食太辣会不会
便秘，但是去了之后发现那边其后确实非常潮湿，似乎永远是在雾中，吃饭无论吃的多少辣大便照样很通畅，而回家就不行。但范中林先生在东北行医，这个证据似乎也不能完全支持。
去年5月刘力红老师来我校讲座，席间我们便也询问了这个问题：您在《扶阳讲记》中关于附子的剂量问题有过一个比喻，说“大石头沉水底、小石头漂过河”，像范中林、卢火神、李可他们都是起手用60克；可是祝味菊用的却是常用剂量，12克为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别？另外还有像李可、祝味菊用附子常常加
磁石、
龙骨、
牡蛎这些下潜的药，可是范中林、卢火神不但不用，连
芍药、
五味子这些收敛的药都剔除，这是为什么？刘老师说：卢老师会掌握一个时机，就是能让附子直达下焦的时机，他要先把中焦打开。我当时就想怪不得在遇到恶心、没有食欲的病人时，范中林先生要先用
针砂散化湿，而卢老师是重用生
姜、
豆蔻打开中焦。
其实任何一个流派的产生，大都是为了补偏救弊，若脱离了使用的规范，就是坑人。火神派的产生是为了纠正当时喜用清药凉药的温病学风，而温病学派的产生是为了纠正温补之风，温补学派的产生是为了纠正金元滋阴降火之风……一路看来，皆是左右摇摆，中庸之道何其之难！但是你仔细看看，某学派其实并不反对另一种相左的治法，只是后人一窝蜂地一扎堆，就容易用偏。附子如是，寒凉药何尝不如是！著名的饮料某凉茶，诞生于广东，但是这适合全国推广吗？难道全国人民都和广东人民吃的一样也吃得湿热内生吗？更何况，这款凉茶的广告所宣扬的，是一种放纵耗损的生活方式：熬夜、吃烧烤、夜生活……搞得青年人
阴虚火旺，它再来清热泻火！这就是它所谓的“尽情享受生活”！这个产品的策划者如果不是一个糊涂蛋，就是一个大大的奸商。
四 方证
为什么在中医发展史上会出现“方证对应”的提法，而区别于我们一贯所受的教育“辨证论治”，我想这和双方的“证”不一样。
传统定义的“证”为“证即症候，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的病理概括……如风寒感冒、
肝阳上亢、心血亏虚、
心脉痹阻等，都属症候的概念”（见孙广仁主编《中医基础理论》)，而这个“病理概括”的内涵是相当复杂的，也不易把握。“辨证论治”作为一种临床思维过程，不仅要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还要受一些主观因素——如医生的学术水平、学术流派、实践经验以及临床思维状态等等的制约。这样，对于同一患者的同一疾病阶段，不同的医生就可能得出不同的辨证结论，如同样一个感冒病人，有的医生可能会辨为风热，有的医生则会认为仍然有寒邪在表，还有的医生可能根据脉不浮反沉，辨为少阴
伤寒，这往往就让病人和学生无所适从，也是中医倍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而 “方证对应”的“证”指的是“疾病在不同体质的病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症候群，是指向病人所处的唯一病理状态，是这个病理状态的即时信息群所构成的适合某方的具体证据”（温小文老师语，我认为是正确的)，如余国俊老师曾举例说“只要头痛伴恶心或
呕吐涎沫及清水者，我均使用吴茱汤的原方，能迅速止痛止吐，且较长时间不再复发；即使偶尔复发，头痛亦较轻，再投原方仍奏捷效。而关于
吴茱萸汤证的病机，古今医家皆归结为肝
胃寒凝、浊阴上逆。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我治愈的不少患者并不具备甚至不具有肝胃寒凝、浊阴上逆的全身症状和舌脉，有的还伴见一派热象。若不走方证对应这一条捷径，是不会想到使用
吴茱萸汤的。”再如黄老师提出的方证为“方－病－人”三角链关系，举例来说，一张泻心汤“方”，它所指向的“病”是如
高血压、出血性疾病、动脉硬化等具有发展变化特点的一组让人痛苦甚至影响生命的症候，指向的“人”是营养状态好，面部暗红，腹部充实有力，食欲较好，大便干结或便秘，多有出血倾向，咽喉多充血，唇色或舌质红或暗红，脉象滑数这样的患者的体型体貌特征、心理特征、生命指征、营养状况、健康状况、家族疾病谱等（资料来源于思玥姐姐，非常清晰，特此感谢^_^)。因此这样才能说，方证对应具有的重复性和可操作性相对来说更强。
诚如温小文老师所述，“对证的准确而完备的描述，要建立在病理和药理彻底研究清楚的基础上，也只有这样，方证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化，方证对具体症状的界定与状态的界定才可能接近对等”。而病理和药理要彻底研究清楚，有赖于有赖于方证和药证的清晰化，以及现代科技和医学的发展和帮助。可以说是第一次，我真真实实感觉到了中西医的结合是可能的，是可以探讨的，前途是有曙光的，而不太会沦落到以前大家担心的“全盘西化”、“辨病用药”的地步。
反观日本对经方今后的前景展望，或许也可以对我国经方派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启发意义。日本东洋医学会会
长石桥晃氏指出：“因为日本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高龄者因为患有多脏器的疾病，作为西医学的治疗必须使用多种药物，从治疗方面、医疗费方面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而作为汉方医学在治疗上是采用综合治疗方法而且能取得较好的疗效，所以高龄者疾患的治疗不可缺少汉方医药”。1993年神奈川县统计指出：“如果日本虚弱老人的数量降低一个百分点，每年就能节约3000亿日元的医疗费，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汉方医学。1996年厚生省长寿科学研究班对东洋医学的未来的预测是……在2013年阐明各种汉方药对增龄所致的脑、内分泌、免疫系统等功能减退的作用机制。” 中国也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日本的经验和目标我们完全可以参考。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我真真实实感觉到了我在研究生阶段选择的老年病方向上，经方依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五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忘记是哪一篇了，说“学校不能用名医的标准来要求学生”，黄老师在跟帖中回应“但是学生要用名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但是事实却是，学校是用名医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却不给学生提供舞台，也很少有老师扮演着引导学生竖立成为名医的角色，至于学生用名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更是少的可怜。
黄老师反对套着中医术语的所谓中西医结合理论，这点我深有体会。4月份我们都去医院做乙肝三系的检查以确定自己是否要打疫苗，慎重起见，我还多化验了一个肝功能。结果乙肝三系全阴，肝功能中三项胆红素偏高，总胆红素有40多，这让我吓了一大跳，但是血常规正常，排除溶黄；B超正常，排除阻黄；肝酶谱亦正常，亦非肝炎性，我第一次对西医诊断学的理论产生了怀疑，看来这是“不治之症”啊！我反而轻松了，因为这样反而需要我的中医出手了。拿定主意，我就我拿着化验单找到一个也在我们学校教中内的老师请教，谁知她立刻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哎呀你胆囊里有石头啊！要退黄呢！接着看了看我，又惊叫：你们看！她的脸色和眼白是有点泛黄呢！（我看了一下诊室的窗玻璃，是淡黄的)于是我问：那怎么办？她说：吃中药啊！我说：不吃行不行？她说：哎哟那当然不行！过段时间要是黄出来了该怎么办？我说：那您打算给我吃什么药？她毫不犹豫、既不看舌也不搭脉地说：
茵栀黄！我说：我考虑考虑吧。在回家的路上，我越想越好笑，这老师，都忽悠到本校学生头上来了！胆红素高就吃茵栀黄？这是什么中医？要是一个对自己体质没有把握的学生，说不定就真吃了，吃得拉稀跑肚，谁负责？后来我另外问了肝病科的老师，才明白，原来除了诊断书上说的三种
黄疸，还有一种“体质性的高胆红素”，只要总胆红素低于80，都是正常现象，并不须治疗。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样的医生，自己都不清楚胆红素升高的所有原因，就妄下结论；不搭脉也不看舌，就敢开中药。在这样老师的引导下，学生怎么竖立信心？怎么进而竖立成为大医的信念？
刘力红老师在我们学校演讲时，曾说：“学医要从美立信。哪一个文明有中华文明那么长久？哪一个医学有中医学这样长久？没有！第二是从感立信。我师从卢火神以来，亲眼看着那些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疑难病像肾炎、
红斑狼疮这些病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健康的，见到这些，你不能不相信中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啊！第三，从师立信。我刚毕业的时候对中医也没有什么感悟，但是跟随了李阳波先师以后，他第一课给我讲了《至真要大论》，深深感动了我，原来中医可以那么美丽！所以当自己动摇的时候，要找个能给自己作主的人。从师确实可以迅速立信。另外还要自信。就算国家取缔中医了，我也乐在其中。中医就是要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其余的都是皮毛。信有两层：一个是内信，是真实；一个是外信，是能够兑现。什么东西能够达到这样的层次？——经典。借用一句佛家的话，叫‘宁可破戒，不可破见。’”
前阵子和寝室里两个同学聊天，她们说：如果我们也能进你那个老年科实习，我一定呆着不走了！你看多好啊，什么贵重的药随便开，反正都是公费！而且老年人么，治不好也没关系！这个医生当得多舒服！我愕然：可这样没有成就感啊，这不是我的理想。她们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那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说：当一个经方家，拯救民瘼！许久她们才说：唉，看来各人的理想是不一样啊。
在这个流行“别跟我谈理想——我戒了！”的年代，也许在一个专业90个人中有她们这种想法的不在少数；甚至可能在医院里，有这样想法的医生也不在少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稳稳地赚钱就行了，谁去钻研这些苦燥的学问。
关于赚钱和钻研学问的矛盾，确实是我们青年人避不开的问题。但我仍然相信——可能有点理想主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有善愿，天必佑之！孔子感叹：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遥想当年蒲辅周老先生在医业如日中天之时毅然闭门读经多年，是何等的旷达，何等的“患所以立”啊！
感想很乱，也自知浅薄，谈不出什么深刻的东西，然黄师《经方沙龙》实在是令我震撼，只有尽力将一些想法匆匆记下，叨扰，叨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