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鞠通作为继叶天士以后的又一位名留青史的温病大家，其“三焦辨证”是我们每一个学中医的后学者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他的《温病条辨》也作为经典著作，要求每个“学经典、做临床”的中医必须研读。
《温病条辨》名遍大江南北，令温病学说得以发展、定型。世人无不知“桑菊”、“银翘”。以至“古方不能治今病”、“南人无
伤寒”、“伤寒方不能治温病”、“学伤寒但守其法而不泥其方”等论调，甚嚣尘上。温病、伤寒两种学说似乎势如水火。
吴氏生于公元1758年6月（清乾隆23年)，卒于公元1836年2月（清道光16年)，享年79岁。这位一代名医除了给后人留下了一本《温病条辨》以外，还留下了一本《吴鞠通医案》。《吴鞠通医案》分“温病”、“伤寒”、“杂病”、“妇科”、“儿科”等，共四卷，此书集中了吴氏毕生精力之荟萃。论知名度《吴鞠通医案》可能远不如《温病条辨》，吴氏温病以外之临床风格，鲜被人关注。
黄仕沛老师曾经对此书中所涉经方进行了粗略统计，书中所用不下四十多方。诚如《温病条辨?朱彬序》曰：“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疾，一以仲景为依归，而变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离乎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
黄师曾录书中数案试自赏析之，并写成《<吴鞠通医案>经方医案（选)赏析》收录于《黄仕沛经方亦步亦趋录》中供同好参考。
尝观《吴鞠通医案》吴氏运用经方，法度严谨、尤重方证、药简力宏，绝非承袭叶氏淡薄轻灵风格。为何吴氏这两本书中的临床风格会判若两人？难道吴鞠通“但觉今是而昨非”,早年使用经方，晚年转而研究温病，最终创立了三焦辨证？
试看下面两则医案：
（1)
桂枝汤案（录自《吴鞠通医案?暑温门》)
鞠通自医，丁己六月十三日，时年四十岁。
先暑后风，大汗如雨，恶寒不可解，先服
桂枝汤一帖，为君之桂枝用二两，尽剂毫无效验。次日用桂枝八两，服半剂愈。
按：桂枝汤为群方之魁，吴氏于《温病条辨》中列为第一方。吴氏自医，有是证用是方，方证对应，并没有因循“先夏至日为病温，后下至日为病暑”，而拘于病名用药。所以曹颖甫门人
姜佐景叹曰：“桂枝汤实为夏日好冷饮而得表证者之第一效方，又岂惟治冬日北地之伤寒而已哉。”曹氏也说：“桂枝汤方独于夏令为宜也。”曹氏《经方实验录》中录桂枝汤案六例，其中三例是暑天用的。广东经方名家陈伯坛治两广总督谭钟麟暑天恶寒厚衣，
发热汗出，月余不愈，陈伯坛以一剂桂枝汤用九钱桂枝。次日痊愈，自始陈伯坛“陈一剂”之名满羊城。
见现今时医，每以温病派自称，终身未用过桂枝，必是一个“燥”字横在胸中，临床虽见桂枝汤证，亦视而不见。何以吴鞠通却无门户之见？
（2)
麻黄附子甘草汤案（录自《吴鞠通医案?肿胀门》)
甲寅二月初四日，陈，三十二岁，太阴所至，发为（月真)胀者，脾主散津，脾病不能散津，土曰敦阜，斯（月真)胀矣。厥阴所至，发为（月真)胀者，肝主疏泄，肝病不能疏泄，木穿土位，亦（月真)胀矣。此症起于肝经郁勃，从头面肿起，腹固胀大，的系蛊胀，而非
水肿。何以知之？满腹青筋暴起如虫纹，并非本身筋骨之筋，故知之。治法以行太阳之阳、泄厥阴之阴为要。医者误用八味丸，反摄少阴之阴，又重加
牡蛎涩阴恋阴，使阳不得行，而阴凝日甚，六脉沉弦而细，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口中血块累累续出，经所谓血脉凝泣者是也。势太危急，不敢骤然用药，思至阳而极灵者，莫如龙，非龙不足以行水，而开介属之翕，惟
鲤鱼三十六鳞能化龙，孙真人曾用之矣。但孙真人千金原方去鳞甲用醋煮，兹改用活鲤鱼大者一尾，得六斤，不去鳞甲，不破肚，加葱一斤，姜一斤，水煮熟透，加醋一斤，任服之。服鲤鱼汤一昼夜，耳闻如旧，目视如旧，口中血块全无，神清气爽，但肿胀未消。
初五日，经谓病始于下，而盛于上者，先治其下，后治其上；病始于上而盛于下者，先治其上，后治其下。此症始于上肿，当发其汗，与《金匮要略》麻黄附子甘草汤。
麻黄（去节)二两，熟附子一两六钱，
炙甘草一两二钱，煮成五饭碗，先服半碗，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以得汗为度。
此方甫立，未书分量，陈颂箒先生一见，云：“断然无效”。予曰：“此方在先生用诚然不效，予用或可效耳。”王先生名谟，忘其字，云：“吾甚不解，同一方也，药止三味，并无增减，何以为吴用则利，陈用则否？岂无知之草木，独听吾兄使令哉？”余曰：“盖有故也。陈先生之性情忠厚，其胆最小，伊恐麻黄发阳，必用八分，附子护阳，用至一钱，以监麻黄，又恐麻黄、附子皆慓悍药也，甘草平，遂用一钱二分，又监制麻黄、附子，服一帖无汗，改用八味丸矣。八味阴柔药多，乃敢大用，如何能效？”陈荫山先生入室内，取二十八日陈颂箒所用原方，分量一毫不差。在坐六、七人皆哗然，笑曰：“何吴先生之神也？”余曰：“余常与颂箒先生一同医病，故知之深矣。”于是麻黄去净节用二两，附子大者一枚，得一两六钱，少麻黄四钱，让麻黄出头，甘草用一两二钱，又少附子四钱，让麻黄、附子出头，甘草但坐镇中州而已。众见分量，又大哗曰：“麻黄可如是用乎？”颂箒先生云：“不妨，如有过差，吾敢保。”众云：“君用八分，未敢足钱，反敢保二两之多乎？”颂箒云：“吾在菊溪先生处治产后郁冒，用
当归二钱，吴兄痛责，谓当归血中气药，最能窜阳，产后阴虚阳越，例在禁条，岂可用乎？夫麻黄之去当归，奚啻十百，吾用当归，伊责之甚，岂伊用麻黄又如是之多，竟无定见乎？”余曰：“人之所以畏麻黄如虎者，为其能大汗
亡阳也。未有汗不出而阳亡于内者，汤虽多，但服一杯或半杯，得汗即止，不汗再服，不可使汗淋漓，何畏其亡阳哉？但此症闭锢已久，阴霾太重，虽尽剂未必有汗，余明日再来发汗。”病家始敢买药，而仙芝堂药铺竟不卖，谓钱字想是先生误写两字。主人亲自去买，方得药。服尽剂，竟无汗。
初六日，众见汗不出，佥谓汗不出者死，此症不可为矣。予曰：“不然，若竟系死症，鲤鱼汤不见效矣。”余化裁仲景先师桂枝汤，用粥发胃家汗法，竟用原方分量一剂，再备用一帖，又用活鲤鱼一尾，得四斤，煮如前法。服
麻黄汤一饭碗，即接服鲤鱼汤一碗，汗至眉上；又一次，汗至上眼皮；又一次，汗至眼下皮；又一次，汗至鼻；又一次，汗至上唇。大约每一次汗出寸许。二帖倶服完，鲤鱼汤一锅，合一昼夜亦服尽。汗至伏
兔而已，未过膝也。脐以上肿倶消，腹仍大。
初七日，经谓汗出不至足者死，此症未全活。虽腰以上肿消，而腹仍大，腰以下，其肿如故。因用腰以下肿当利小便例，与
五苓散，服至二十一日，共十五天，不效，病亦不增不减。陈荫山云：“先生前用麻黄，其效如神，兹小便涓滴不下，奈何？祈转方。”余曰：“病之所以不效者，药不精良耳。今日先生去求好
肉桂，若仍系前所用之桂，明天予不能立方，方固无可转也。”
二十二日，陈荫山购得新鲜紫油安边青花桂一枝，重八钱，乞余视之。予曰：“得此桂，必有小便，但恐脱耳。”膀胱者，州都之官，气化则能出焉。气虚亦不能化，于是五苓散二两，加桂四钱，顶高辽参三钱。服之尽剂。病者所睡是棕床，余嘱其备大盆二、三枚，置之床下，溺完被湿不可动，俟明日予亲视挪床。其溺自子正始通，至卯正方完，共得溺三大盆有半。予辰正至其家，视其周身如空布袋，又如腐皮，于是用调理脾胃，百日全愈。
按：吴氏此案实在太妙！妙在鞠通谨守仲景法度，又活用仲景方。《伤寒论》302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发微汗。以二三日无里 证，故微发汗也。”此方原为少阴病有表证而设，故以麻黄解表“发微汗”，以附子甘草温阳，所谓“无里证”是无
四逆汤之“下利清谷不止”等里证。而麻附甘草汤实含甘草麻黄汤。甘草麻黄汤原为治水之剂。《金匮要略?水气病》曰：“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千金要方?卷二十一》：“诸皮中浮水攻面目，身体从腰以上肿，皆经此汤发（甘草麻黄汤)，悉愈。”可见吴氏活用麻附甘草汤，变温阳解表之剂为温阳治水之剂。
看过上面两则医案，大家是否能够领略到吴鞠通如经方大家一般的用药风格？请大家注意，第1例是吴氏40岁时的自医案，第2例是甲寅二月初四日，即1794年，当时吴氏36岁。根据史料，此时正是吴鞠通编纂《温病条辨》的时候。
根据《温病条辨》吴鞠通的自序，他19岁丧父后，“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4年后丧子，又过了3年，在“检校《四库全书》”时，得明季吴又可《
温疫论》。于是“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轻治一人”。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公元1793年)，吴鞠通35岁时，北京温疫大流行，死者不可胜数。他看到一般医家沿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来治疗温病，常常招致失败，很痛心，他说：“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于是他在诸友敦促下，决心走匡医救世之路，不到一月内，他治疗“大抵已成坏病而存活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请注意！次年，1794年，吴氏36岁，就是上面所引用的吴鞠通用麻黄附子甘草汤治疗水肿的那一年。)
继而，他通过几年的临床实践，和“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并创立“三焦辨证”作为温病的辨证方法，于是他决心写一部温病专著，以“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然而“未敢轻易落笔”。
嘉庆三年戊午（公元1798年，吴鞠通40岁，也就是桂枝汤案的同一年)，他的同乡汪瑟庵（即汪廷珍，淮安人，历经嘉庆、道光两朝官至礼部尚书)先生对他说：明年己未年，属湿土主运，可能造成温疫流行，望你速成《温病条辨》一书，以“益于民生”。他苦心孤诣，历十数年，(吴氏55岁的时候)，终于写成《温病条辨》并刊行。
从上述情况分析，吴氏上述两则重用经方的医案是他40岁左右，而他创立“三焦辨证”，决心和动手编纂《温病条辨》也是同一时期。那么吴鞠通两书临床风格迥异，因为他“但觉今是而非”，而改变了风格的可能性并不大。
《吴鞠通医案》是后人根据他由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公元1794年)迄于道光十三年癸已（公元1833年)40年的医案整理而成。此书为后人整理，跨度40年，其用药风格真实性应该是相当高的。《吴鞠通医案》中所用的方包括：桂枝、麻黄、
柴胡、四逆、泻心、白虎、承气类方以及小方如
泽泻汤、甘桔汤、
半夏秫米汤，杂方如
乌梅丸、栝蒌
薤白半夏汤、
枳实薤
白桂枝汤、木
防已汤、
旋覆花汤……俨然另一《经方实验录》。
那么吴鞠通为什么要写下这本与自己用药风格迥异的《温病条辨》呢？
《温病条辨》是吴鞠通按照《临证指南医案》中叶天士的用药，归纳并拟定方证、方名而编成的。吴氏并非叶天士的亲炙弟子，他按《临证指南医案》归纳出来的方证，是否能反应叶氏风格呢？他就没有可能是如徐灵胎所说：“窥附其门墙，盗取其余论者，事事相反”？
其实《临证指南医案》只是叶氏日常临床医案记录的一部流水账式的记录，徐灵胎批叶案时就提出了这点。而且此书并非出自叶氏之手，只是后人编辑成书。吴氏这么一位私淑叶天士的医家，根据这样一本流水账式的记录，根据叶天士一人一时一案，归纳出温病学派的经典《温病条辨》的一系列方证，未免使人产生种种质疑。
很多医家都认为，伤寒、温病的区别在卫分、表分，温病后期是离不开伤寒方的。翻开《温病条辨》我们也不难发现白虎、承气、四逆、理中、半夏
泻心汤、五苓散、
栀子豉汤诸方的身影。作为《温病条辨》蓝本的《临证指南医案》中，使用经方的医案何尝不是比比皆是？那么吴氏的《温病条辨》在伤寒之外另立一个理论体系，其临床意义到底是不是如后世认为的那么大呢？
就算伤寒、温病的区别在卫分、表分，卫分、表分就没有辛温解表的机会吗？《温病条辨》为何开篇第一方就是桂枝汤？上面所讲的鞠通自医案，先暑后风，就出自《吴鞠通医案?暑温门》。鞠通自医，为何不用他《温病条辨》上焦篇的
银翘散、桑菊饮呢？
而且，大家还需注意的是，吴鞠通虽是19岁丧父以后开始自学中医，但一直到35岁才决心走匡医救世之路，正式行医。他40岁开始写《温病条辨》，他创立“三焦辨证”也是40岁上下，此书最终在他55岁正式刊行。他“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其理论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对于一个真正走上临床没几年的医生，我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他那个时候到底有多少临床经验呢，他运用叶氏的方，有多少心得呢？如此而言，吴氏就大有闭门造车之嫌了。
《温病条辨》诸方其药剂量是吴氏根据《临证指南医案》中为数不多的有用药剂量医案归纳出来的，似乎承袭了叶氏淡薄轻灵风格。《温病条辨》中
木防己汤用
石膏六钱，但《吴鞠通医案》中，吴氏并非如此用药，他用木防己汤，石膏每每用至四两、六两、八两、一斤，如《痰饮门?赵案》吴氏谓：“石膏少用万不见效”，此案“前后共用石膏百斤之多”，这是否是吴氏为写书而写书的又一证据？
更应注意的是，吴氏的《温病条辨》自序，并未见一字谈及叶天士，而在《温病条辨》的自注中，谈及叶氏的也只有以下四处：
原病篇?上焦篇
属性：本论详加考核，准古酌今，细立治法，除伤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时杂感，朗若列眉；未始非叔和有以肇其端，东垣、河间、安道、又可、嘉言、天士宏其议，而瑭得以善其后也。
银翘散的方论：合而论之，经谓“冬不藏精，春必温病”又谓“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又谓“病温虚甚死”，可见病温者，精气先虚。此方之妙，预护其虚，纯然清肃上焦，不犯中下，无开门揖盗之弊，有轻以去实之能，用之得法，自然奏效，此叶氏立法，所以迥出诸家也。
解产难?产后当究奇经论
属性：产后虚在八脉，孙真人创论于前，叶天士畅明于后，妇科所当首识者也。盖八脉丽于肝肾，如树木之有本也；阴阳交媾，胎前产后，生生化化，全赖乎此。古语云∶医道通乎仙道者，此其大门也。
解儿难?
泻白散不可妄用论
属性：钱氏制泻白散，方用桑
白皮、
地骨皮、甘草、
粳米，治肺火皮肤蒸热，日晡尤甚，喘咳气急，面肿热郁肺逆等证。历来注此方者，只言其功，不知其弊，如李时珍以为泻肺诸方之准绳，虽明如王晋三、叶天士，犹率意用之。愚按此方治热病后与小儿痘后，外感已尽真气不得归元，
咳嗽上气，身虚热者，甚良；若兼一毫外感，即不可用。
《温病条辨》中70%-80%的方证源于叶氏，加减木防己汤，
三仁汤、
沙参麦冬汤、加减复脉汤等等诸方，均可在《临证指南医案》找到原型，为何他的书中并未提及源于叶氏？而且，吴氏在“卫气营血辨证”的基础上又另立“三焦辨证”，这未免使人不能不感到匪夷所思。
正如岭南伤寒四大金刚易巨荪所说“温病条辨陋书也”，虽然语似尖刻，但是当年吴鞠通写《温病条辨》“为写书而写书”是极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