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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方证辨伪（之一

近年来，一些学者和专家对《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决》)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辅行决》不是伪书，而且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人物有：马继兴、钱超尘、冯世纶、丛春雨、王淑民等，马继兴在《敦煌古医籍考释》：“现在通过敦煌出土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却发现了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代‘经方’。《法要》一书虽非梁•陶弘景原著，但系隋、唐时人传录陶氏佚文而成。其时上距汉季未远，故所引录当时所见“经方”之文，多系北宋以后学者与医籍所未能得见者，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冯世纶在《中国汤液经方》第一章《伤寒杂病论溯源》写道：“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辅行诀》中许多方剂和其适应证都可以在《伤寒杂病论》中找到相应的方剂和适应证。”丛春雨在《敦煌中医药精萃发微》一书中写道：“该卷是敦煌中医药医经类著作中极具代表性之佳作，不仅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至今在临床上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钱超尘在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一文中写道：“《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近来钱超尘先生等借张大昌的名义从张大昌众多弟子处收集了21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版本汇集成册出版。并将《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的书名改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由于这些学者的推波助澜，一时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成了研究《伤寒论》的热点，上述学者和专家的观点在中医界几成定论，误导了许多学子。然而，笔者花了四个多月认真研读《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对其内容进行仔细的考证，却发现此书有许多可疑之处，是一本彻头彻尾的伪书，正如王雪苔先生所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不是出自敦煌千佛洞石室密藏的古卷子本，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带有很大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确实有过古卷子本，那就表明在北宋初期之前已有此书传世，意义不可低估；如果不曾有过古卷子本，那就肯定是近代作伪，毫无价值可言。”本着实事求是，正本清源的原则，将不定期的推出考证文章，供大家讨论。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小补肾汤有云：“小补肾汤：治虚劳失精，骨蒸，赢瘦，脉快者方。
地黄  竹叶  甘草各三两  泽泻一两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日三服。小便血者，去泽泻，加地榆一分；若大便见血者，去泽泻，加伏龙肝如鸡子大；若遗精者，易生地黄为熟地黄二两；若小便冷，茎中痛，倍泽泻为二两；少腹苦迫急者，去泽泻，加牡丹皮一分；心烦者，加竹叶；若腹中热者，加栀子十四枚，打。”1L&$Rre#
在这一段文字中，有“地榆”“伏龙肝”“遗精”“熟地黄”“牡丹皮”等术语，还有“一分”计量单位。因为上述研究者都肯定《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敦煌遗书，而且为陶弘景所撰，其中的医方《汤液经法》所载，下面笔者就这些术语进行分析考证。
1、遗精：遗精乃中医病证：宋以前医家有“失精”“梦失精”“泄精”“精溢”等名称。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云：“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又云：“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云“泄精”，《诸病源候论》称“精溢”，其中的虚劳病诸候篇云：“肾气虚弱，故精溢也。见闻感触，则动肾气，肾藏精，今虚弱不能制于精，故因见闻而精溢出也”。而“遗精”出一词，出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其膀胱疝气小肠精漏篇云：“治遗精梦漏，关锁不固，金锁丹。”其后《丹溪心法》《医宗必读》《景岳全书》将遗精列为专篇进行论述。故“遗精”一词乃南宋以后医家用语。
2、熟地黄：地黄出《神农本草经》，宋以前医家称“地黄”、“干地黄”、“生地黄”，未有称“熟地黄”者，考“熟地黄”之名出自宋代苏颂的《本草图经》，其文曰“熟干地黄最上。出同州，光润而甘美。南方不复识。但以生地黄草烟熏使干黑，洗之煤尽，仍白也。”因而“熟地黄”乃宋以后家所用。
3、牡丹皮：亦出《神农本草经》，宋以医家均称“牡丹”，考牡丹皮之名乃出自金•张元素《珍珠囊》。
4、地榆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谓其“主妇人乳痓痛，七伤，带下病，止痛，除恶肉，止汗，疗金疮。”魏晋时期《名医别录》曰；“止脓血，诸瘦，恶疮，……除消渴，补绝伤，”“主内漏不止，血不足。”故唐代以前本品主要用于妇科及外科疮疡及金疮；唐•《药性论》补充地榆之重要功用谓：“止血痢”。至宋初《日华子本草》明确了本品在血证及痢疾方面的重要功用及主治，云：“止吐血，鼻洪，月经不止，血崩，产前后诸血疾，赤白痢并水泻，……止肠风”。宋以后逐渐总结本品之功效为凉血止血，止痢，解毒敛疮。因而，小补肾汤中“小便血者，去泽泻，加地榆一两”显然为宋代以后的用法。5、伏龙肝：伏龙肝之名出《名医别录》。
6、 “分”的计量单位：考汉代计量单位中唯有“铢、两、斤”而无“分”名，据《汉书•律历志》记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亦云“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方有云分等者，非分两之分也，谓诸药斤两多少皆同耳。先视病之大小轻重所须，乃以意裁之。凡此之类，皆是丸散，丸散竟便依节度用之。汤酒中，无分等也。在《武威医简》中的医方有以“分”计量，然《武威医简》之“分”即份也，并非实际重量钱分的“分”，而是等份之意，为比例之“分”，在方中无分、两混用的现象，方中凡用两者，则均为两，用分则全为分。张仲景《伤寒论》中也有方剂以“分”计量，如：三物小白散、十枣汤、瓜蒂散、半夏散、四逆散和牡蛎泽泻散等，但在方中并无分、两混用的现象。唯宋本《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中的麻黄升麻汤有分、两同用，其文曰：“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喉咽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方九。麻黄二两半，去节升麻一两一分 当归一两一分 知母十八铢 黄芩十八铢 萎蕤十八铢。一作菖蒲  芍药六铢 天门冬六铢，去心 桂枝六铢，去皮茯苓六铢 甘草六铢，炙石膏六铢，碎，绵裹白术六铢干姜六铢。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汗出愈。”?但对比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厥阴病状第三，则云：“伤寒六七日，其人大下后，脉沉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泻利不止，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方∶麻黄（去节)二两半、知母十八铢、葳蕤十八铢、黄芩十八铢、升麻一两六铢、当归一两六铢、芍药、桂枝、石膏（碎，绵裹)、干姜、白术、茯苓、麦冬（去心)、甘草（炙)，各六铢。上一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贰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一炊间当汗出愈。”说明宋本为后人所改。此外，《辅行诀》之小补脾汤中亦有“加茯苓一分”、“加人参一分”、“加干姜一分”；小补肺汤中有“加海蛤一分”、“加泽泻一分”；等语，方中则分、两混用，显然不是汉制。马继兴先生在《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中均将“一分”改为“一两”，并解释为“甲本乙本皆作‘一分’。按《本草经集注》四分成一两”，据本书通例，用量不当如此之少。疑‘分’当为‘两’字之误，今改。”其实按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所说“六铢为一分”，上述汤方中的“一分”为六铢，在上述张仲景《伤寒论》的麻黄升麻汤中亦有六铢之量。所以马继兴先生的更改是毫无依据的，他的解释也是一种臆断，如果只有一处是写“一分”，则有误写的可能，而《辅行诀》中用“分”计量者是多处，又在不同的方剂中，且甲本是按所谓的“原卷子”抄录，而乙本又是张大昌认真整理的，不可能两本都在同一处有误吧！假若小补脾汤、小补肺汤、小补肾汤等为《汤液经法》之方，则应写作“六铢”而不是“一分”，这说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五脏补泻汤方并不是《汤液经法》之方。
从以上分析可知，《辅行诀》所用术语多为南宋以后医家之语及药名，因而，《辅行诀》所载方不是《汤液经法》之方。敦煌遗书写卷的抄写年代，大致在南北朝、隋、唐、五代之间，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所写的《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而《辅行诀》此段文字所用上述术语如“遗精”“熟地黄”“牡丹皮”均晚于敦煌遗书写卷的最后年限，此外，“地榆”的用法也是宋代以后的用法，故可以肯定《辅行诀》不是敦煌遗书写卷。这方面的证据在《辅行诀》的五十一首医方中还有很多.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方证辨伪（之二)


《辅行诀》云“弘景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亦明确说明二旦六神大小等汤出自《汤液经法》。下面我们来分析六神中的大、小朱鸟汤：
《辅行诀》：“小朱鸟汤：治天行热病，心气不足，内生烦热，坐卧不安，时下利纯血如鸡鸭肝者方。
鸡子黄二枚  阿胶三锭  黄连四两  黄芩  芍药各二两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连、芩、芍三物，取三升，去滓。内胶，更上火，令烊尽。取下待小冷，下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Wj
“大朱鸟汤：治天行热病，重下恶毒痢，痢下纯血，日数十行，赢瘦如柴，心中不安，腹中绞急，痛如刀刺者方。
鸡子黄二枚  阿胶三锭  黄连四两  黄芩  芍药各二两  人参二两  干姜二两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连、参、姜等五味，得四升讫，内醇苦酒二升，再煮至四升讫，去滓。次内胶于内，更上火，令烊。取下，待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即成。每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小朱鸟汤中有“时下利纯血如鸡鸭肝者”之语，此一描述出自《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及《圣济总录》等书。《诸病源候论》卷十七痢病诸候蛊注痢篇云：“此由岁时寒暑不调，则有湿毒之气伤人，随经脉血气，渐至于脏腑。大肠虚者，毒气乘之，毒气挟热，与血相搏，则成血痢也。毒气侵食于脏腑，如病蛊注之状，痢血杂脓，瘀黑有片如鸡肝，与血杂下是也。”和《外台秘要》。卷二十五蛊注痢篇云：“《古今录验》疗纯痢血如鹅鸭肝，并协蛊毒方。”《圣济总录》卷七十七云：“凡下痢脓血间杂瘀黑有片，如鸡鸭肝，与血俱下者，蛊痢也。此由岁时寒暑不调，湿毒之气，袭人经脉，渐至藏府，毒气挟热，与血相搏，客于肠间，如病蛊注之状，故名蛊痢也。” 蛊注痢与慢性细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等相似。
大朱鸟汤有“恶毒痢，痢下纯血，……弱瘦如柴”之语。考汉代，无“痢”之病名，《说文》亦无“痢”字。《内经》有“肠澼”之称，《傷寒论》称“利”“下利”等。魏晋之际，始有“痢”之名，“痢”字出《玉篇》卷十一疒部：“痢，泻痢也”，葛洪《备急肘后方》则有“毒痢”之语。
此外，在此二方中，阿胶的计量单位为“锭”，阿胶为“三锭”。考小朱鸟汤即为《伤寒论》之黄连阿胶汤，《伤寒论》中黄连阿胶汤方中阿胶为“三两”，宋本林亿曾在“三两”下注“一云：三挺”，《千金翼方》为“三挺”，《外台秘要》作“阿胶三两”，宋臣注“一云：三片”。考“锭”字，古时用金或银铸成一定形状，名之“锭”，其轻重略有定率，或五两或十两不等，在元以前称“铤”，故清代翟灏《通俗编》云：“世俗计金银以锭，锭为铤之讹。”后又用作计量金、银、墨等物的单位。汉代时，锭是指盛熟食无足的蒸器，并不是计量单位，如《说文》：“锭,镫也。”锭和镫均是古代盛熟食器皿，《廣韻》：云：“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豆是指古代宴会和祭祀时盛放食物的器皿。“挺”古代可用作挺直物的量词，如《仪礼乡饮酒礼》：“荐脯五挺”。故《辅行诀》中大小朱鸟汤之“阿胶三锭”并非汉制。从以上分析可知，《汤液经法》为西汉时期之书，不可能有“毒痢”之语及以“锭”作计量单位，也不可能以晋唐时代“蛊注痢”的表现来描述“下利纯血”，是《辅行诀》作伪者以《伤寒论》之黄连阿胶汤篡改为“大、小朱鸟汤。”可知《辅行诀》之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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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方证辨伪（之四)

《辅行诀》云：“陶云：经方有救诸劳损病方，亦有五首，然综观其要義，盖不外虚候方加减而已，录出以备修真之辅，拯人之危。”此段文字明确说明此五方出自《汤液经法》。下面则对此五方进行考证。在诸劳损病方中，有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等名词，考《内经》、《难经》无“六极”之名，“六极”出《金匮》，极，尽也。六极指六种极度虚损的病证。虽在《金匮要略》中有“六极”之名，但未具体指哪六极，直至隋唐始有具体的称谓，但对“六极”的解释亦有差异。《诸病源候论》卷三虚劳病候（上)曰：“六极者，一曰气极，令人内虚，五脏不足，邪气多，正气少，不欲言。二曰血极，令人无颜色，眉发堕落，忽忽喜忘。三曰筋极，令人数转筋，十指爪甲皆痛，苦倦不能久立。四曰骨极，令人酸削，齿苦痛，手足烦疼，不可以立，不欲行动。五曰肌极，令人羸瘦无润泽，饮食不生肌肤。六曰精极，令人少气噏噏然内虚，五脏气不足，发毛落，悲伤喜忘”《备急千金要方》在每论一脏病时则列一极，肝病“筋极”，心病“脉极”，脾病“肉极”，肺病“气极”，肾病“骨极”，“精极”也列于肾病下。后世《金匮要略》注家注“六极”多宗孙氏之说。《诸病源候论》与《备急千金要方》两相比较：《诸病源候论》的“血极、肌极”，《备急千金要方》则为“脉极、肉极”。观《辅行诀》五首补方，亦是本孙氏之说。因此，无论是《汤液经法》或是陶弘景均不可能写出筋极、脉极、气极、精极、肉极等病名，只能是后人伪托。
养生补肝汤有“筋极”，“大便秘塞”及芒硝之名。如“养生补肝汤：治肝虚，筋极，腹中坚澼，大便秘塞方。
蜀椒汗，一升  桂心三两  韭叶切，一把  芍药三两  芒硝半斤  胡麻油一升  右六味，以水五升，先煮椒、桂、韭叶、芍药，取得三升，去滓。内芒硝于内，待消已，即停火。
“大便秘塞”乃便秘之意，隋唐以前，与便秘相关的称谓有：大便难、大便硬、大便坚、大便不通、大便不利，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即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亦称“大便不通”。至隋唐，则有“大便秘难”及“大便秘涩”之称，如《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秘字《说文解字》及《玉篇》均不载，《说文》有袐字，曰：“袐,神也。从示,必声”。秘字出《广韵》，《广韵至韵》曰“袐，密也；神也。俗作秘”《集韵》“袐，音毖，密也。通作秘。”《正字通》“从示从必。俗从禾作秘，讹。”从以上可知，“秘”字的出现应在南朝梁以后。故《辅行诀》“大便秘塞”非隋唐以前医家用语。张大昌追记本（乙本)作“大便閟塞”，虽将“秘”改为古“閟”字，亦不符合隋唐以前医家用语。
“芒硝”之名出《本草经集注》，作“芒消”，考“硝”字，《说文》无，出《玉篇》卷二十二石部“硝，硭硝，药石也”。《正字通》“硝，药石也。方书硝有七种：朴硝，芒硝，英硝，马牙硝，硝石，风化硝，𤣥明粉。本作消，俗讹为硝。”
固元补肾汤有“精极”、“遗精”及“咯血”等语。如“固元补肾汤：治肾虚，精极，遗精，失溺，气乏无力，不可动转，唾血、咯血方”。精极、遗精已于前述，“咯血”之咯字《说文》《玉篇》均不载，出《集韻》。“咯血”一词出自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乃宋以后医家用语。
以上证明此五补方并非《汉书》所载《汤液经法》之方，亦非陶弘景之方。

－－－－－－－－－－－ 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0/11/19 15:12 编辑 www.med126.com

《辅 行诀》云““弘景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傷寒论一部，療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山林僻居，倉卒难防外感之 疾，日数传变，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里，岂可疏忽，若能深明此数方者，则庶无蹈險之虞也，今亦录志之”此段明确说明了二旦六神大小等汤出自《汤液经法》。考 “天行”一词出自《肘后备急方》，卷二有“天行诸痢”，“天行毒病，挟热腹痛，下痢”，“天行四五日大下热痢”，“辟天行疫疠”之语。《小品方》第六卷治 冬月伤寒诸方，云：“论曰：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治之病，天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别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温疫是田 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宣辨，是以略述其要焉。（引《阴阳大论》略)”，然而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医家对天行与 时行常常互用。“时行”一词出自《傷寒论•傷寒例》所引《阴阳大论》，其后《诸病源候论》均有论述。例如《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 凉，冬气凛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周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 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冒寒冷之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 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诸病源候论》卷九《时气病诸候•时气候》云： “时行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 也。”宋臣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云：“加以古之经方言多雅奥．以痢为滞下，以蹶为脚气．以淋为癃．以实为秘，以天行为伤寒，以白虎为历节，以膈 气力膏肓，以喘嗽为咳逆，以强直为痉，以不语为癔，以缓纵为痱，以怔忪为悸．以痰力饮，以黄为瘅，诸如此类，可不讨论、而况病有数候相类、二病同名者哉”

从上术引文可知，“天行”是与温疫或疫疠连用的，乃毒病之气所致之病，属疫病，说明伤寒与天行是不同的两类疾病，但魏晋以前无“天行”之名，故“以天行为伤寒”，即汉代对外感热病均称伤寒。若真是《汤液经法》之方，在其方证中就不会出现后人所说的“外感天行”之语了。
六 朝之时，“天行温疫”乃毒病之气所致，传变迅猛，然陶弘景本人在山中既有《范汪方》日夜玩味，又撰《效验方》五卷和《补阙葛氏肘后》，这些书就录有张仲景 医方及其他救急之方，假若按《辅行诀》所说的有此数方则庶无蹈險之虞的话，陶弘景本人何必还去撰《效验方》五卷和《补阙葛氏肘后》呢？何不将这些方剂编入 《效验方》和《补阙葛氏肘后》中呢？
二旦六神大小汤的来源：二旦即阳旦和阴旦，六神指清龙、白虎、朱雀、玄武、勾陈、腾蛇。考阳旦汤和阴旦汤均出自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九，未注明出处，唐•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引《古今录验方》亦有阳旦汤，之前古医籍未载此二方。
青 龙、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中国古代将天空分成东、北、西、南区域，称东方为苍龙象，北方为玄武(龟蛇)象，西方为白虎象，南方为朱雀 象，是为“四象”。东汉末期，道教兴起后，沿用古人之说，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纳入神系，作为四方护卫之神。自道教创立之后，也开始了“援医入道”的 活动，至葛洪与陶弘景时期达到高峰。至于何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中医方剂名称，目前所知，只有《傷寒论》中有青龙、白虎、玄武汤（宋本为“真武 汤”，千金翼方为“玄武汤”)，是否与道教有关，不得而知。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则说二旦六神大小汤出自《汤液经法》，这是明显错误的。考《汉书》收 书下限为扬雄，其年代已在西汉末期。则《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之“《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至少应成书于新莽之前，而道教之兴则在东汉末期，故在《汤 液经法》成书时，尚无“援医入道”的情况，而《汤液经法》又不是道教之书，因此，不可能《汤液经法》用道教的四方护卫神来命名方剂。
综上所述，说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所列的“二旦六神大小汤”乃作伪者选用《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的阴阳二旦汤及《傷寒论》中的青龙、白虎、玄武汤加减拼凑而成。+hNHs
但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代以老庄思想为主的哲学流派，没有任何医学专著，更不可能有经方本草，可以说与医是毫无关系的，顶多其某些哲学观点与中医医理有相通之 处，医与道发生关系应在道教兴起之后，特别是葛洪与陶弘景将其发扬光大。因此，《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所说“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傷寒论一部，療 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张玑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是令人置疑的。既然《汤液经法》成书于西汉之前，道教尚未兴起，而道家与医无缘，仲景依此诸方，撰 为傷寒论一部，根本与道家无关，何来避道家之称？而且在仲景《伤寒论》中四神已居其三，即大、小青龙汤、白虎汤和玄武汤（真武汤)，若仲景撰《伤寒论》避 道家之称，为何此三者不避，而只避朱雀呢？且仲景为何要避道家之称呢？假若仲景依《汤液经法》作《伤寒论》，不应该与大小青龙汤不应该与《辅行诀》所载的 大小青龙汤有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并非道家专有，王雪苔先生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也说过“四神与六神并不 属于同一范畴。四神代表四方、四时，古人多用于天文、地理、道教、民俗等方面，也偶尔用于医药，而六神则只用于占卜，从无用于医药之例”此外，仲景之书， 在隋唐以前并无伤寒论之名，且“张机”之名亦乃唐以后才出现，即陶弘景本人在《本草经集注》中亦未称张机及《伤寒论》，而只说:“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 祖宗，又悉依本草。”并未提《伤寒论》之名，也未说張仲景之书是师式《汤液经法》，而是悉依本草。若陶弘景见过《汤液经法》，绝不会如此之说。
小 陽旦汤即为《伤寒论》桂枝汤，《备急千金要方》卷九名之“陽旦汤”，小陽旦汤与桂枝汤都有“桂枝”，考汉代以前及汉代用桂者，有写“桂”“美桂”“菌 桂”，但以桂为多。如《五十二病方》《居延汉简》《武威医简》等。本草专著中，桂的记载以《神农本草经》最早，书中分立为菌桂、牡桂二条。南北朝时又有桂 心之名，如陶弘景增补的《肘后百一方》中，桂的配伍最多，其次是桂心、肉桂、牡桂、桂肉等，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也称桂、桂心，尚无桂枝名称。至隋唐时 代始有“桂枝”一名。如《新修本草》卷12云：“谨按《尔雅》云，梫，木桂。古方亦用木桂，或云牡桂，即今之木桂，及单名桂者也。此桂花子与菌桂同，唯叶 倍长。大小枝皮俱名牡桂，然大枝皮肌理粗虚如木兰，肉少味薄，不及小枝皮也。小枝皮肉多，半卷，中必皱起，味辛美。一名肉桂枝，一名桂心”。此段文字明确 说明牡桂的小枝皮一名肉桂枝，一名桂心，即桂枝即桂心。故隋唐时期，医家的医方桂枝和桂心药名常混用，但以用“桂心”之名为多，多数是方名为桂枝，而药名 称桂心，如《备急千金要方》所载28首仲景之含桂方中，有23方写桂心，5方写桂枝。《千金翼方》亦是桂枝、桂心混用。又如王焘《外台秘要》所载仲景含桂 方约30首，只有卷一所载“桂枝汤”中，写桂枝，其余方中均写桂心，即使同一首“桂枝汤”，卷一写“桂枝”，卷二则写“桂心”。其后医籍对桂枝的看法也与 隋唐医家相同，如五代《蜀本草》云：“牡桂，其嫩枝皮……谓之桂枝，又名肉桂”寇宗奭《本草衍义》云：“《本经》止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盖亦取其桂之皮 也” 林亿在《千金要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云:“桂心盖取其枝中之肉”宋•唐慎微《重订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卷12云有“臣禹锡等谨按蜀本图经云，叶狭长于菌 桂一二倍，其嫩枝皮半卷，多紫肉，中皱起，肌理虚软，谓之桂枝，又名肉桂，削去上皮曰桂心，药中以此为善。”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及王 焘《外台秘要》可知，唐代张仲景《伤寒论》中桂的名称是桂枝和桂心混用的，宋臣校正《伤寒论》时，为统一起见，将书中桂心、桂枝等不同名称全部统一为桂 枝。由于“桂枝”药名是陶弘景以后的称谓，因而可知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小阳旦汤有桂枝一名，显然不是西汉《汤液经法》之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在小陽旦汤后有“若加飴一升，为正阳旦汤”之语，考《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篇发汗汤第五之“阳旦汤”云：“虚劳里急正阳旦主之。煎得二升，纳胶饴半 斤，为再服。”说明《辅行诀》之小阳旦汤及正阳旦汤乃篡改《备急千金要方》“阳旦汤”之名而成。
大阳旦汤有“气息惙惙”之语及黄芪一名。如“大阳 旦汤：治凡病汗出不止，气息惙惙，身劳力怯，恶风凉，”。气息惙惙一语出自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四肠痔第七：“诸痔去血过多，气息惙惙，不下食，或腹 痛牵引下部，当归汤”考惙字，《說文》：“惙，忧也。从心叕声。《诗》曰：‘忧心惙惙。’一曰意不定也。陟劣切”，在汉代，惙作憂愁解。《玉篇》卷八心部 云：“惙，疲也，又忧也”又《廣韻》疲也。又《集韻》《韻會》音啜，短氣貌。说明魏晋以后，“惙”始有疲劳、短氣之意。
黄芪出《神农本草经》，原名黄耆，宋元以前均称黄耆，自元以后始有黄芪之名，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一•黄耆》云：“时珍曰：耆，长也。黄耆色黄，为补药之长，故名。今俗通作黄芪。”DZ?>6&c6
大 阴旦汤有柴胡一名。《辅行诀》大阴旦汤与《伤寒论》小柴胡汤相同，考柴胡在唐以前名茈胡，如《急就篇》、《神农本草经》、《武威汉代医简》、陶弘景《本草 经集注》、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均作茈胡。唐《新修本草》认为茈为柴的古字，至宋《本草图经》才首次以柴胡为正名收载，《图经本草》成书 于公元1061年。《新修本草》已亡佚，《证类本草》尚存其文，《证类本草》茈胡条载“唐本注云∶茈是古柴字。《上林赋》云茈姜，及《尔雅》云藐（音 邈)，茈草。并作茈字。且此草，根紫色，今太常用茈胡是也。又以木代系，相承呼为茈胡。且检诸本草，无名此者。伤寒大、小茈胡汤，最为痰气之要。若以芸蒿 根为之，更作茨音，大谬矣。陈藏器陶云∶芸蒿是茈胡，主伤寒。苏云∶紫姜作紫，此草紫色。《上林赋》云∶茈姜，今常用茈胡是也。”《本草纲目》茈胡条载： “时珍曰：茈字有柴、紫二音，茈姜、茈草之茈皆音紫，茈胡之茈音柴。茈胡生山中，嫩则可茹，老则采而为柴，故苗有芸蒿、山菜、茹草之名，而根名柴胡也。苏 恭之说殊欠明。古本张仲景伤寒论，尚作茈字也。”《急就篇》为西汉黄门侍郎史游所作，《武威汉代医简》属东汉竹简，这说明汉代柴胡一药均名茈胡，若《汤液 经法》真有此方，其中的柴胡一药肯定写作“茈胡”，即使是陶弘摘录或其弟子所辑，亦应写作“茈胡”。敦煌卷子本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柴胡”均写作“茈 胡”。
小青龙汤有杏仁、桂枝药名。《辅行诀》小青龙汤与《伤寒论》麻黄汤相同，方中均有“杏仁”一名，“杏仁”在明代以前作“杏人”，考明代以 前，果仁的“仁”作“人”，《尔雅•释木》郝懿行义疏云：“核者,人也。古曰核,今曰人。”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人部》：“果人之字,自宋元以前,《本 草》方书，诗歌，纪载，无不作人字。自明成化重刊《本草》,乃尽改为仁字”。《神农本草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 方》中杏仁均作“杏人”或“杏核人”《肘后备急方•治卒上气咳嗽方第二十三》云：“治卒乏气，气不复，报肩息方。又方：麻黄二两，桂、甘草各一两，杏人四 十枚。”葛稚川此方与仲景麻黄汤方药物组成相同而剂量不同。从其组方的药名看，与通行本《伤寒论》比较，有两药药名不同，《伤寒论》中的桂枝和杏仁，在葛 方为桂和杏人。此外，《外台秘要》卷二所载仲景《伤寒论》之麻黄汤为“麻黄三两去节，桂心二两、甘草炙一两，杏人七十枚去皮两人尖碎”。由于《伤寒论》为 宋臣所改，其方中之桂（或桂心)，均改为桂枝。而传世的所谓宋本《伤寒论》，乃江苏常熟赵开美于明万历27年（1599)所刻，故杏人改为杏仁。《辅行诀 脏腑用药法要》作伪者不明就里，而将《伤寒论》中的麻黄汤抄录其中，并改名为小青龙汤。假若如《辅行诀》中的小青龙汤是《汤液经法》之方，那么“桂枝”和 “杏仁”应写作“桂”和“杏人”。又假若《辅行诀》是敦煌卷子，小青龙汤方中亦应写作“杏人”，因敦煌卷子本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杏仁”均写作“杏 人”。但《辅行诀》小青龙汤却写作“杏仁”，显然是作伪者是从明代以后刊刻的《伤寒论》中，将麻黄汤改名为《辅行诀》的小青龙汤之故。故可以肯定，在《辅 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其方不管其名称如何，凡与《伤寒论》之方药物组成相同而方中有“桂枝”“杏人”者，均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作伪者抄录《伤寒 论》之方。
大青龙汤有桂枝
大白虎汤有呷嗽之语,“大白虎汤：治天行热病，心中烦热，时自汗出，舌干，渴欲饮水，时呷嗽不已，久不解者 方。”呷嗽：出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咳嗽病诸候》：“呷嗽者，犹是咳嗽也。其胸鬲痰饮多者，嗽则气动于痰，上搏喉咽之间，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 声，谓之呷嗽。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方证考证中药物的名称的说明
《辅行诀》方证中有些药名出自隋唐以后，作为南朝 梁代本草学大家的陶弘景是不可能将其身后才出现的药名写入其著作中的。或曰《辅行诀》乃陶陶弘景弟子辑陶氏之语而成，然而所谓的《辅行诀》，据张大昌云为 敦煌写卷，考敦煌写卷的年限，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所写的《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 帙子入报恩寺记，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真为敦煌写卷，其书写年份不应晚于宋咸平五年，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柴胡、黄芪、杏仁、龙胆草、熟地 黄、牡丹皮、川军等名称均晚于宋咸平五年。这就是说，即使《辅行诀》为陶弘景弟子辑陶氏之语而成，在《辅行诀》中也不可能出现这些药名，因这些药名与其年 代不相符。又或曰这些药名是抄写者所改，但据王雪苔对张大昌的采访可知，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其一是王子旭在1976年1月18日 “见到陶弘景书情况”的材料上写道：“抄写中有不清之处随时问老师”，因而王子旭只是照原稿抄写，有不清之处，即随时问张大昌，因此，他不可能随意更改。 其二，张海洲转抄时，也未有更改，张海洲在证明材料上也写得很清楚：“我本不业医，所以抄录无力增删，全依原貌”。其三，小补肾汤中的“若遗精者，易生地 黄为熟地黄二两。”熟地黄是改不了的。其四，王雪苔采访张大昌时，张大昌对《辅行诀》的某些古字特别强调，如，如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柴胡确实写 作“茈胡”，杏仁写作“杏人”，而转抄时改为柴胡和杏仁，那么张大昌肯定会有说明，但张大昌对此没有说明，这就证明上述药名均为“原卷子”所有，“原卷 子”的抄写时间晚于宋咸平五年，因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可能是敦敦煌写卷。
－－－－－－－－－－－关于辅行诀，学界颇多争议，是真是假，各执一词，各有理据，在学术争辩中，让我等对辅行诀的认识应该有所良助
－－－－－－－－－－－辅行诀的真伪亦或是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的真伪都不重要，伪书其实很多，黄帝内经也是伪书，我就不相信他是黄帝写的。关键要看这些书的学术价值，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在我看来《辅行诀》能和《中藏经》并列，同为伪作中具有极高价值的古书。
－－－－－－－－－－－还以为除了我没有多少人对此书持伪书态度呢，又是一个皇帝新装。
我认为这本书是：熟谙道家法度之人试图将伤寒论引入脏腑辨证体系中，其价值就在于这是对中医”法“的一次有益尝试。书中方子，有脏腑辨证（如千金方)和伤寒论的影子，偶有药效也在情理之中。

而持此为真书者，逻辑错误百出，结论片面，竟能大行其道，不可思议。
－－－－－－－－－－－分析有道理。

－－－－－－－－－－－逻辑上有点错误，假设辅行诀是a，作者认为唐以前有b，但是却不能否定唐以前有a存在的可能性，再者看过出土文献的都知道古汉语重音不重形，彼此间同音通假极其普遍，所以单从字词上辨别真伪实在是难以站住脚，关于计量单位上来说，作者既然是陶弘景本人或其弟子，在写书时就会按照作者当时的计量单位予以换算，方便当时人使用，书是写给当时的人看的而不是写给古人看的，保留古代的计量单位就没什么意义了。故从计量单位上否定辅行诀尤为可笑
－－－－－－－－－－－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