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Klim:

Sorry, I cannot input Chinese now. My 2 questions: What went wrong with his TCM treatment? What is the right way to treat his problem ?

下面是早上一位家属发过来的网址建议我阅读的文章，阅后觉得无论是对病人还是对医生，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特收录进本网页，并加入本人对该文的看法：

（1)大小三阳世上没有特效药，追求的应是“肝功能正常”和“自我感觉正常”，本病例就是一个“花钱买罪受”的最好例子；

（2)抗癌中成药不能当肝硬化病人的“常药”，其实个人认为肝硬化与肝癌是完全不同的2种疾病，不应用治肝癌的药来治肝硬化，就算用，也只能是隔歇地用，即每月适当服几天，每天只服一次，不能当“饭”吃；同理，治其它部位癌症的成药也不能用治肝癌，每种抗癌中成药实际上也只能治一个部位的癌症，世上没有“万金油”式通治所有癌症的神药；

（3)治疗慢性病一定要注意顾扶脾胃，既要治病，更要留人；

（4)肝病的病人最忌劳累，包括了肝炎、肝硬化、肝癌等等，所以，肝病的病人尽管已治疗恢复，仍要注意休息，不能劳累，当然，也必须注意适当的煅练，如散步打太极等。本病例就是在治疗已恢复正常后再人为地煅练导致“劳累”使病情恶化的；

（5)本病例现在唯一的治疗方案就只有“肝移植”一条路了。

 2005年4月7日陈振风

 [转帖]一个中医信徒的故事最近，肝胆相照论坛转帖了一位作家的治肝历程，请各位专家点评： 

 治肝历程

　　我们这代人好像注定不能很强壮，刚告别儿童期进入少年期，就遇上了共和国的大饥荒，吃番薯、野菜、芭蕉头……一天到晚饿得两眼发绿，双腿打颤，现在想来，那时候肝脏的能量储存恐怕长期处于一干二净的状态，肝脏的健康细胞和大小血管胆管想必长得非常地可怜。

　　好不容易熬过饥荒，生命摇摇晃晃地前行，虽然长得歪瓜裂枣(我清楚记得我12岁上中学时体检，身高只有1.35米，体重是25.5公斤!)，也好歹在 15岁左右完成了发育。可是没过几年，才18岁，身体还没长结实，就得下乡务农，跟农民兄弟一起超负荷劳作，挣那么点口粮和工分，天天以咸萝卜作菜，仍得天天与饥饿为伍。21岁那年当上工人，总算可以吃饱饭，但那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物质奇缺，工厂食堂供应的是没油的青菜，几片薄得透明的肥猪肉，想必肝脏仍然得不到应有的滋养。　　或许因为饥饿的恐惧早就刻进了骨头，我和我的同龄人好像饿鬼托世一般，一有机会就拼命把食物往胃里堵塞，能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成了人生最大的终极的快乐。

　　80年代中期后，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繁盛为我这等饿鬼带来了盼望以久的好日子，也同时把我迅速培养成一个标准的酒徒。起初是偶然喝喝，后来发展到整坛整坛酒地买来喝，全是40度的白酒。那时，我高兴了要喝，烦闷了更要喝。每吃饭，便从饭桌下的酒坛里勺出一碗(约150至200毫升)，就着饭菜一口一口喝光。要命的是我喝酒从来不脸红，如果喝下超过400毫升，就很可能会醉，醉了也吐不出，拉尿也不多，晕乎乎地憋闷着。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可怕，我的肝脏早就老牛拉破车，不胜重荷了。

　　1993春夏，当我连续喝完大约第四或第五坛酒的时候，一贯胃口奇佳的我突然没了胃口，吃饭终于不再是快乐，而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很快，我看见肉类食物就想吐，一天到晚没了气力，没了乐趣，没了灵感……记得最后一次喝酒，是赴一家著名大报社请吃的一个饭局，喝的是很有名的高档酒，可是我竟然喝出苦味来。当时社会正闹假酒事件，我问同席：“我们喝的是不是假酒？”众人个个瞪着眼睛看我，奇怪我为什么不能品出佳酿的美妙。事后很久我才知道，那是身体向我发出的最后警告：你这辈子的酒已经喝完了!

　　从那天开始，我拉黄尿了，颜色越来越深，最后成了红茶一样，与此同时，大便的颜色却越来越浅，最后是陶土一样的灰白。我还不警觉，以为是“上火”，到一家地市级医院找一个熟人医生，想开点清热降火的药吃吃，熟人建议检检肝功能和两对半，我还不大情愿，觉得多此一举，碍于熟人面子，我只好接受。当天检验报告出来，我大吃一惊：大三阳，肝功能异常!

　　我连忙回单位找到秘书，找到前一年的体检结果看，原来那时我的结果也是大三阳!我的倒霉是活该的，我虽然每年都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但从来不查看检验结果，以为自己连感冒伤风也不会得，哪会有什么大毛病。这也怪那懒惰的秘书，竟然不告知我体检异常。

　　好了，这回得了大三阳，我不能不认真对付。

　　怎么对付呢？这时的我，对医学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从青年时代开始，我尽管长得又矮又瘦，却几乎没有患过任何的病，连伤风感冒也极少，只在念初中时自己跑到医院割过一次鸡眼。我从小就拒绝像一般广东人那样常喝用草根树叶煎熬的“凉茶”，因为读过鲁迅先生的书，知道鲁迅指责中医中药骗人，所以一直信奉营养和运动。面对大三阳，我首先考虑的是西医。

　　可是西医师说，对付乙肝，只有一种药，就是干扰素(那时还没有拉米夫定)，但干扰素很贵，副作用很大，天天发烧，掉头发，而且治愈率低，转阴率不足30%。这样的治疗，我认为是付出极大代价去撞运气，是一场输多赢少的赌博。我自然一口谢绝，转而求助于我原本瞧不起的根本不相信的神秘兮兮的中医。

　　我在一家地区级的中医院找到一个家传的口碑不错的中年中医，我因为选中他，是因为他本身保养得非常好，脸色永远红润光亮，头发乌黑茂盛，嗓音宏亮，走路稳重有力，整个人神采飞扬，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至少年轻10岁。比起他的一些枯瘦灰暗的有气无力的同行，显然表明他更懂得中医之道，他起码能把自己调养得很好。

　　那位健壮的中医师对我望闻问切一番，挺有信心地保证：半年内转阴!好家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太“牛”了。

　　中医师果然“牛”，仅喝了他半个月的中药，几乎所有的症状全部消失，胃口好了，睡眠好了，二便正常了，精神旺盛了。再喝两个月，脸色红润了，气力增强了，连曾经走下坡路的性能力也完全恢复了。更重要的是，肝功能的各项指标全部正常，白蛋白从低处渐渐升达47!

　　中医师给我的方子每剂都以“四君子汤”作基础，补气健脾，再加或清热解毒、或敛阴柔肝、或祛湿化浊、或补肾益肺。我说有什么症状，他就能解决什么症状。

　　然而，两对半还是老样子，大三阳还是大三阳。中医师那时还没失望，他指出我的肝脏因我长期喝酒，严重的湿毒不可能短时给清除，告诫我必须耐心打持久战。于是，我继续一天两次喝那些苦汤，心存转阴的希望。中医师不时调整药方，加大葛花、槐花之类以图解酒毒，然而又过了半年，那“毒”仍旧盘踞不去，还是大三阳。已经与我成了深交知己的中医师有一天终于诚恳地对我说：“我举手投降了，我没法给你转阴，尽管我曾经给不少的病人转阴。”他是否真的给不少病人转阴，无法考究，也无意义，反正，若要转阴，我再不能靠他了，他祖传的板斧已经用光。

　　其实，世间又有几个中医师能担保给乙肝病人转阴呢？!然而这时候无知的我已经把“转阴”作为治肝的最终目的，认为非转阴不可，否则就等于没治。当时我认为，那个中医师之所以没能给我转阴，不是不可能，而是他的水平有限，于是，我停止接受那位中医师的治疗，并且把他诸如多休息、只可吃半饱、只可吃清淡食物之类的告诫也一律否定，唯一接受的，就是不再喝一滴酒。

　　我把希望寄托于“增强体质”上，企图激发自身的免疫功能，让强壮的机体把病毒消灭。于是，我愚蠢地加大每天的运动量，不惜重金(那时我还比较拮据)购置一台集跑步、划船、扩胸之类运动于一体的健身机器，摆放在狭小的客厅里，天天在那机器上折腾，大汗淋漓，累个半死。我没想到如此折腾，是对肝脏最猛烈的摧残!

　　我用那机器才一个月，感觉越来越不妙了。胃口又差起来，尿又黄起来，大便又时而干涩时而稀溏。

　　我赶紧重新求助中医，这回我要找全省最高级的中医师治疗。因为那时我已经看过几本中医的简单小册子，知道一些中医治肝问题的争论，觉得那个对“转阴”举手投降的中医师可能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关门留寇”，他只求消除不适的症状，却没有全力对付病毒，不应该一开始就用“四君子汤”，一补就把邪毒的去路关死。

 治肝历程（2)

　　我来到全省顶级的中医的医院，找最顶级的肝胆专科的中医教授开方。这教授不用“四君子汤”作基础，而是“开门揖盗”，下大剂量的苦寒药，几乎一律清热解毒。当时我正大便干燥，每临厕如受大刑。把教授的药喝下后，当天就顺利排便，次日大便更顺畅，柔软而成型，让我大喜。然而第三天大便稀溏如烂泥，第四天成液态一泻千里!一周的药还没喝完，我就倒下了，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嗜睡、乏力、寒颤、低烧……我又找过两三个中医师治疗，丝毫没有改观，只好求助于那个向大三阳“举手投降”的中医朋友。

　　他见了我大吃一惊：“你怎么会弄成这样？”我无言以对。他望闻问切后摇头说：“坏了，你的本钱输得太多，已经败坏了脾胃！”我知道医家病家的潜规则，我这么长时间没来找他，已经表明我对他不信任，如果我站在他的立场，也不会愉快的。然而事情到了这地步，好歹我也算是他的朋友，料他也不会把我拒绝，我便拿出中医教授的方子给他看。他看后说：“我和他不同门派，我是脾胃派，主张温补，脾胃强健了，什么病都好办。他是清热派，以攻为主，认为邪毒不清，怎么补也没用……”这时我才知道，中医与西医最大的不同是中医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标准，各行其道，甚至是背驰而道。

　　他翻开我的眼皮看了看，说我已经黄疸了，必须立即住院护肝。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我直觉认为在他的小小的中医院里住院护肝好像不大保险，便住进这个中等城市（当时我没在省城居住)最大规模的综合医院的传染科。这个科的医生全部是西医，用的全是西药，肝泰乐、肝得健、肌苷……还有处于试验性质的据说是可以促进肝细胞生长的用死婴肝脏作原料制成的从省城冷冻运回的粉红色的浓稠的注射液。

　　我每天接受大半天的静脉滴注，过了几天，一点动静也没有，各项指标义无反顾地恶化，各种不适的症状越来越加重。一点胃口也没有，每顿只喝一点稀粥，可是肚腹越来越膨胀，每天滴注结束就开始难受，肚皮绷得好像要炸开，坐不得平躺不行侧身躺更不行。我不时蹲厕所，累得腿也麻了还是拉不出半点东西。医生给我灌肠，但灌进多少排出多少，一点大便也没有。那个时候，真是生不如死，让我想起一种民间治鼠秘方：捉到一只老鼠，把一颗黄豆塞进它有屁眼，放它回鼠洞，不用多久，它就会烦燥得把它的同类啃死，然后自己也死。呜呼哀哉，我已经成了那样要咬同类的老鼠了！

　　我叫妻子赶紧向那位中医朋友求救，好在他柔肠侠骨，在下班后骑车前来，趁医生已经下班之隙，像地下工作者那样进了病房（怕被该院的医生发现，违反医界的潜规则)，给我把脉。我说：“肝病以后再治吧，你先把我的肚子弄舒服点。”

　　他说：“你现在是鼓胀，不是水鼓、血鼓，而是气鼓，得下气。”接着，他命我妻用热水泡浸毛巾，然后拧干，趁热敷在肚皮上。

　　好家伙，不一会肚内温暖，接着感到肠蠕动，接着放了几个屁，居然舒服些了！那么简单的治疗，传染科的医生怎么想不出？

　　之后，他还嘱我妻子到街上的药铺买“香砂养胃丸”，并声明：这只是治标的方法，肚子鼓胀的时候才吃，不胀就不要吃。

　　然而，他的治标方法只能一定程度地舒服一阵子，并不能根本解决鼓胀。到了第7天，我托人恳求该院另一个科的医生偷偷进医生办公室拿治疗记录看，那人回来说：看目前的情况医生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再呆下去，希望只有50%！

　　这时的我已经全身黄得像桔子皮，舌头越来越发蓝发紫，妻子怕我忧虑，竟把镜子没收了。

　　我这时开始考虑生死问题，觉得这么死掉确实很冤。

　　大概也是命运的安排，我突然决定，给远在省城的单位打电话，要求转到省城医院。当天单位就与中山三院联系，在传染科预定一张病床。第二天，我躺在救护车上，还吊着肝泰乐针水，在妻子和一名医生一名护士的陪同下，摇摇晃晃地来到对我来说凶吉未卜的省城医院。

（3)

　　抵达中山三院，我由妻子搀着从车上下来，看见来往的人都惊讶而同情地远远地观看我，我便知道自己病得不像人形了。进厕所拉尿，那些出入厕所的人个个见我如见鬼，唯恐躲闪不及，唯恐与我没拉开足够的距离。活了44年，被同类如此恐惧，委实是头一遭。

　　躺上病床不久，两个医生就来了。一个年轻得像是高中生的小伙子，一个是比我女儿才大一点的小姑娘。与前一医院给我治疗的老头儿和老太婆相比，他们可以作为孙子孙女。然而，他们一开始询问的问题就与那老头儿老太婆不相同，他们不问我症状，只问饮食习惯，有没有去过某某县某某市（我知道某某县曾有过血吸虫流行，某某市的人喜吃鱼生)，有没有吃过鱼生，抽不抽烟喝不喝酒，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什么时候开始喝酒，每天抽多少根烟喝多少毫升酒，那些酒都是什么酒，有多少度……问得极详细甚至琐碎，我一边回答，他们一边极认真地做纪录。之后，两个人轮流按压触摸我的肝脏，问我疼不疼，我说从来不疼，怎么按都不疼。之后，他们才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腹胀，并把之前坐立不得生不如死的痛苦描述一番。他们微笑地听完我的诉说，小伙子说：那好办，非常容易解决。

　　不久，两片小小的白色药片送来，我服下不久，肚子就像一台没了电的机器突然接通了电源，启动了，肠子欢快起舞，我很快就放出一大串的屁，肚皮立刻松软下来，我享受到久违了的舒服。

　　于是，我对那小伙子的信心陡然大增，同时明白，治肝就得靠年轻的医生，那些毕业于50年代60年代的老头儿老太婆，他们的知识太陈旧太过时，他们因为种种原因缺乏及时的知识更新，落后是必然的。相反，那些小伙子小姑娘刚从医科大学毕业，受过正规的系统的训练，学的都是当今世界最新的知识，当然比老医生更胜一筹。

　　然而，屁是轻易放了，但接下来做了各项检查后，妻子被请到医生办公室，拿回一张令她胆战心惊的“病危通知书”：慢重肝、肝硬化活动期、肝硬化失代偿期! 比我年轻7岁多的且命运较顺利的妻子自然不敢拿这个吓人的判决给我看，她跑到楼梯间哭了一场又一场，又一个劲追问医生“有没有得救”，还很富豪地要求医生用最好最好的药，自费的也照用，不惜一切代价。

　　单位领导和同事一趟接一趟地来了，外地的朋友远至在香港的朋友也来了，70岁的母亲来了（她和我妻子在医院附近租房子安营扎寨)，姐、姐夫、兄、嫂、侄、弟、小舅来了，除了年届82岁的老父亲、身体不好的岳父和岳母以及正在念小学六年级的女儿来不了之外，几乎所有与我相关的人都来了。我在他们的眼中读出焦虑和沉重，我便知道我的模样一定很吓人，一定让他们觉得前景难卜，说不定这一回见面会成为最后一次。

　　其实，躺在病床上的我倒不焦虑不沉重，我只是没有胃口，没有劲，却一点也不难受，一个人不痛楚不难受，怎么会死掉呢！我觉得自己一定会很快好起来。因为这是一家南中国治疗肝病水平最高的医院，因为下车伊始小伙子医生就轻而易举地让我放屁，解除了纠缠我多日的憋屁痛苦。

　　至于“病危通知书”，我认为是医生因为所处环境特殊而不得不使用的一种策略：你已经病得很严重，治不好，也是正常的，我们已经尽了力；治好了，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具有优良的医术，采取了的有效的治疗措施，所以像你这么难治的危险的病我们也能妙手回春。因此，即使我当时知道向我发出病危通知，我也不会紧张的。

　　教授率领大群医生巡查而来，问我一起简单得白痴也可以回答的问题，譬如你叫什么名字、你家有几口人、39加68等于多少、25减14是多少等等，我说医生你不用问了，我清醒得可以背唐诗呢！可是教授仍不罢休，要我站起来立正，伸直双手与身体成直角，定型片刻。原来，教授是要看我有没有肝昏迷呢！我心里明白得很，我根本没进入危险的阶段，我对我的前景仍很乐观，因为我知道我进对了医院。

　　譬如，这医院的用药跟前一医院的用药没有一种是相同的，表明两家医院取用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也表明两家医院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茵栀黄注射液”（茵陈、栀子、大黄的提取物)、“虎黄注射液”（虎杖、大黄提取物)、“丹参复方注射液”（丹参为主的中药制剂)，这几种呈棕色的静脉注射剂是主力部队，此外有小牛胸腺素、抗生素、人血白蛋白（隔几天注射一次)、血浆（偶尔输注)、利尿剂、维生素、促肝细胞生长因子（有时用)等协同作战；口服药不多，只是几枚该医院自己制造的以苦参碱作原料的“复肝酶”。在我印象中，最贵的要算抗生素和白蛋白，而专事退黄降酶的，却是便宜的中药制剂。

　　就是这么简单，我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皮肤的黄色渐渐褪却，据妻子说只剩下眼睛还黄。约摸过了十天，妻子察看我的舌头，高兴得失声大叫，说已经不紫蓝了，有点粉红了！这时候，她才肯给我镜子，让我好好欣赏自己的尊容。

　　那期间，妻子与我寸步不离，只在深夜待我入睡后才步行回那个临时的“家”；母亲则负责跑肉菜市场，熬汤煮粥，然后用保温瓶送来。我躺在床上看着这一老一少的女人，感慨不已：女人何止是男人的一根肋骨，是整个骨架呢！

　　当我已经脱离危险可以下床到病人娱乐室看世界杯赛的时候，母亲才离开省城，回原地照顾我的父亲。妻子早就向学校请了假，一天到晚医院、菜市、临时居住地往来奔波，120多斤的体重降至90多斤，苗条得过份，所有裤子都穿不了，要像男人那样束皮带；蛋形脸变得如得刀削过，颜色苍白，只剩下两只变得奇大的眼睛。

　　金秋时节，也就是住院的第49天，我生蹦乱跳地出院。

　　出院时，那个主管的小伙子医生曾不无同情地对我妻子预言，我将会在三五年内回反复回医院修理，因为肝硬化是不可逆转的。

 ( 4 )

　　为什么发现乙肝才一年就肝硬化了？混凝土硬化也要好多天呢！好些书都说，急性乙肝如果失治，会变成慢性乙肝，慢性乙肝如果控制不好，有部分患者（10%？)会变成肝硬化……而这几步骤演变，都没说过只需一年时间啊！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我酗酒的历史。我正好在感染上乙肝病毒的同时拼命喝酒，喝酒本身就可以导致酒精性肝硬化，酒精和乙肝病毒一起夹击，本来就生长发育得不好的肝脏，不硬化才怪。

　　我只好老老实实接受肝硬化的不幸现实，在家里好好躺着休息，顶多在校园（我居住在一所中学的校园里)散散步。

　　出院时从医院带回三种药，全是那医院自行生产没在市场上流通的，一是苦参碱制的“肝复酶”；二是“宁肝”，里头有冬虫夏草成分，补肾养肝，特点是吃了好睡，精力充沛；三是“五味子丹参片”，大概是养血活血的意思。此外，还带回大批用于肌注的“肝炎宁”针剂，以中药山豆根制成，据说可以杀灭乙肝病毒。

　　妻子或许对“根治”、“转阴”仍不死心，对那针剂寄予巨大期望，认为很可能是最有效的治肝用药。于是专门向一个当护士的熟人学习打屁股针，问清扎哪个部位，扎多深，看了几次示范，就非常勇敢地拿我来开刀（针)了。

　　我此时虽然已经不再期望“根治”，认可“大三阳”将像胳膊鼻子一类与我永远相伴，但我不好意思打击妻子的进取精神和科学热情，只好硬着头皮让这远未达到合格标准的私家“护士”实习实习。

　　只见她在我屁股一侧量量度度，选中一个地点，中规中矩地拿棉签往上面涂抹消毒液，然后，毫不犹豫猛地一扎！还好，不很痛。她看看仍不够深，便再往深处一捅！哎哟，大概都扎到骨头上了，疼得我“丝丝”地吐气，可是还没进药水呢！“疼不疼？”她有点心疼地问，我好不容易装出轻松地语气说：“一点也不疼，比老练的护士还好呢。”说完我就后悔，她开始推药了，说是慢慢地推，其实她这个性急之人的“慢”比正常的快还要快呢！要命的是那针剂是黑色的粘稠液，每进一点点都如刀割，待一管药水终于注完，我疼得出了一额的冷汗。

　　就是如此，我每天都要临刑一次，刑期是整整半年！尽管妻子很快就熟练起来，但那种刀割的痛楚还是免不了的。很快，轮流两边屁股的注射部位硬得像牛皮，每天都得拿热水袋烫熨，折腾老半天。

　　半年后，一切指标正常，生活起居正常，体力正常，思维能力正常，但“大三阳”还是“大三阳”，妻子这时终于彻底幻灭，像我一样心平气和地接受“大三阳” 这老冤家，决定不再跟我的屁股过不去了。剩下的措施就是一天三次口服那些胶囊式的中成药，这是非常轻松的治疗，而且没发现有任何的副作用。

　　从那时开始，妻子迷上了中医中药。她的理由是：中山三院传染科的医生全部都是接受过西医教育的，也大量使用中成药，可见治疗肝病的用药方向是中药而不是西药。妻子的记忆力好，很快就把一些汤头口诀背熟，把常用的药名药性功效注意事项等常识一一掌握，还能对每味药材辨认，差不多可以到药材店当执药职员了。可是她的急性子决定她不喜欢钻研中医那套复杂得有点神秘的基础理论，喜欢现炒现卖，有什么症状就吃什么药方。好在我那时没什么症状，用不着当她的小白鼠。

　　我每三个月回中山三院复查一次，各项指标非常正常而平稳。过了一年，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了，写作，出差，旅游，家务劳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过了两年，我遵医嘱减少药量，减至原量的三分之一，检查的频率也相应减少，半年才有验血一次，黑白B超一次。

　　如果不看B超结果，我的肝脏应该是没恶化的。但把几年的B超集合起来看，尤其是把间隔几年的两张B超结果对照的话，问题就显露出来了：先是光点增粗，欠均匀，渐渐变成光点增粗，不均匀；先是表面光滑，渐渐变成表面欠光滑，变成不光滑……医生说这是必然的，没什么办法可以停止这种改变。

　　回想出院时那医生的预言，我已经很满足了，不用回医院返修，这比什么都好。

　　事实上那段时日的确过得不错，除了一滴酒也不能喝，辛辣、煎炸食物不能吃以外，我无所禁忌，而且可以日以继夜进行大量的创作，短、中、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出产，越写越有劲，一天到晚活在人物、情节、气氛、语言里，做梦见到的也是人物的言行和纠葛。

　　1999年，单位给我分了福利房，我居然心痒手痒，凭着当过9年工人的手艺，自己动手装修，完成电、木工程，十分开心得意。

　　妻子也没当我是病人，早就把一批曾经啃读的中西医关于肝病的书籍抛弃一边，专心致致于她的本职工作和女儿的高考备战。

　　或许那年是命中的好运的顶峰，或许凡事都“物极必反”、“泰极否来”，就在我忘乎所以的时候，我的好日子悄悄地走到了尽头。

　　2000年秋季的一天，我循例回医院门诊检查和取药，我鬼使神差不知何故对医生说：“我吃那三种药已经吃了6年，什么事也没有。”医生说：“那就停一停吧”。他没说是否永远停，没说停多久。而我竟然也没追问。

　　停药半年，检查，没事，B超结果仍然老样子：“表面不平，光点增粗，不均匀。”期间自我感觉也没什么变化，只是有时睡眠欠佳，有时半夜会热醒，胸口汗湿一大片。

　　再过半年，一查，糟糕了，B超显示出现三颗小结节，同时，门静脉扩张至13毫米多。

　　我和妻子都知道，那是纤维化了，门静脉高压了！

 （5)

　　　这时候是2001年秋季，我赶紧恢复吃药，仍是94年出院后吃的那三种，我称它们为“老三篇”。这回我吃足量，以为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那时的我依然如往常一样，胃口好，精神足，体重保持在136至140的范围内。也在那时候，我开始转向广播剧本和电视剧本的生产，有时为赶货，日以继夜，却不觉累。

　　妻子老是嘀嘀咕咕，说这样下去不行，因为有书为证：10%的肝硬化病人会演变成肝癌。我只好把半年检查一次改为三个月一次，并且增加检AFP项目。

　　叫人放心的是每次检查的结果都基本没有变化，AFP始终阴性。我便想，这病大概就是这样，可以无症状地延续很久。据书上说，有很多人死于别的病，解剖时才发现肝脏已经坚硬如石，可见肝脏的巨大的代偿能力。

　　夏天时，也不知什么原因，我平白无故地得了一场肺炎，连续滴注了7天抗生素，肺没事了，可是双腿走路如腾云驾雾，明显地虚弱了。从中医的角度说是伤了元气，后来营养了很久才脚踏实地。然而就是从那时开始，身体尽管无大碍，但精力比以前差了不少，老是呵欠连连，得靠抽烟提神。

　　秋天，在一次例行的门诊开药和开检验单时，医生说，做做“肝纤四项”吧。那时我才第一回听说有这一检查项目，既然能知道肝脏硬化到什么程度，当然必须检。

　　　一检，四项全部严重超标！

　　我和妻子都紧张起来，知道过去的几年什么症状也没有，只是一派表面的繁荣假象，其实肝脏在一天一天变硬。既然严重超标，便说明纤维化高速度地发展着，那还了得！第二天马上挂个专家号，以求一个有效制止纤维化的治疗方案。

　　专家看了看肝纤四项的结果，脸上毫无表情，搁到一边，说：这种检查没什么实际意义。

　　我傻了眼，既然没什么实际意义，为什么要设立？昨天的那位医生为什么又要求我检？我的不满当然只在心里说，这个时候医生就是上帝啊！

　　专家说：这种病必然发展成这样的，如果你经济许可，吃一种药试试。我问是什么药，医生说是鳖甲软肝片，同时声明，这种药很贵，目前还没有进入公费医疗，得全自费。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印刷精致的产品广告给我。

　　妻子看见广告有302医院的字样就来劲了，好像茫茫黑夜里找到北斗星。她之前读过一本由一个302医院的专家编写的书，觉得那医院在中国境内治肝的领域里具有权威地位。我对任何权威一般都不易相信，更不易崇拜，但对付肝硬化的中成药，那时除了大黄蛰虫丸，只有它独此一家，我不该视而不见啊。如果不吃它，又吃什么呢？

　　那时我在网上已经得知拉米夫定，但同时也得知医界对拉米夫定争论不休，据说在四川和杭州好像出了问题，有人吃了一段时间停药，立即反弹，肝衰竭死了；有文章说叫人吃拉米夫定的医生和吃拉米夫定的病人都骑虎难下，云云。再说，我一直光顾的医院的医生从来不跟我提及拉米夫定，表明他们并不主张。再说，有不少文章认为，乙肝发展到肝硬化，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病毒，而是纤维化，既然没有药物能够消灭病毒，那么治疗的重点就应该放在阻止减缓纤维化。我当时很赞同这种观点，觉得尤如打仗，第一道防线失守了，就得坚决放弃，全线退却，迅速建筑第二道防线，阻止敌人继续前行。

　　于是，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拿鳖甲软肝片作为我的新式武器，保卫我的肝脏家园。医生除了让我吃鳖甲软肝片，还吃天津出的心血管病人常吃的“丹参滴丸”，说这样二联用药效果更好。

　　吃下这两种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唯有小小的变化的是胃口减了一些，早上起床时咽喉有点干有点痒。

　　吃完了一个半疗程（四个多月)，检查，好家伙！神奇了：肝纤四项指标幅度下降，其中两项竟然落到正常值！彩B检查也喜人，原来最大的3颗结节竟然略有缩小，门静脉的一块小血栓也消失！

　　我和妻子欣喜若狂，以为如此吃下去，说不定可以把硬化逆转，即使不能逆转，让硬化原地踏步也好啊，即使不能原地踏步，让它的前进速度大大减缓也不错。于是，我大批购进（乃至到了2005年的今天还有剩余)，打算一路吃下去，扩大战果。

　　谁知再吃两个月，发现平常舒适的鞋子穿起来好像小了一号码，紧巴巴的，一看，脚腕骨都不见了，像可爱的婴儿那样胖嘟嘟的。

　　在中医的眼里，脚肿是一个严重的征象，说明肾气开始衰败。我一个祖父是名中医的朋友焦急地警告我：“我不管你的什么验血指标B超指标，但关注你有没有浮肿，小心啊，鳖甲相当滋滞，你不能吃，否则你是背道而驰，越走越下坡路。”

 　　我和妻子这时也看过很多中西医关于肝硬化的书，也知道浮肿的出现表明问题严重。怎么办？停不停药？　　我按鳖甲软肝片的说明书上的电话号码打302医院的专家热线咨询，一个专家听完我的申诉，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这个药在内地，尤其是北方干燥地区，疗效相当好，你是广东的，广东最湿热，所以效果差些，要加清热祛湿的药，还要加用抗病毒的药，才能有满意效果……我气得握电话的手也打颤，为什么不在包装盒上注明这一切呢？为什么连推荐我吃的当地的医生也不知道这些服用的附带条件呢？！　　我只好把它停掉，到医院检查，一切如故，结节仍在，大小也差不多。　　医生说，鳖甲软肝片如果不适合你，就试吃另一种吧，叫“肝复乐”，早、中、晚期肝硬化甚至肝癌都可以吃。　　我悲哀地觉得自己已成了医药试验的小白鼠。 （6)　　停了鳖甲软肝片，脚腕不那么肿了。我不禁庆幸，假如再吃下去，那浮肿会不会从脚腕一路往上漫，之后延及膝盖、肚腹，进入肝腹水晚期阶段？好在发现得及时，没一条死路走到底，也好在那药力不会积累存留，停掉就没事。　　然而我庆幸得太早，脚腕的浮肿还没有消尽，更可怕的新症状来了！　　大年三十晚，看完乏味的春节晚会，上床睡觉，本来好好的，但一躺下，就觉得喉头发痒，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上顶，接着，排山倒海的咳嗽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好像五脏六腑也要牵扯出来。我在咳嗽的间隙时坐起喘气，奇怪，呼吸顺畅，不咳了，以为可以睡了，一躺下，又有东西往喉头涌上，又一阵撕心扯肺的暴咳。如是反复无数次之后，我只好几乎是成直角地坐在床上，迷迷糊糊半睡半醒地熬到天亮。　　大年初一整个白天，我一声咳也没有，躺着也没事，晚上也没事，但到了晚上12点，要睡了，躺下就咳，仍然跟前一晚的情况一样。接下来天天如此，好像喉头里潜伏着个魔鬼，一到零时过后就准时出动。我试图提前睡，结果即使熟睡，到了那个时刻，还得醒咳，猛烈程度丝毫不减，还得站着或坐着。　　于是看医生，拍X光片，验血。除了咽喉有点因常年抽烟引起的红肿，查不出别的原因。吃了医生开的止咳药，一点作用也没有。只好看中医，五天换一个，有的说是风寒咳嗽，有的说是风热咳嗽，有的说是寒热夹杂的咳嗽……喝了都如喝白开水。还有那些中成药“枇杷露”、“急支糖浆”、“京都念慈庵”、“止咳胶囊”……逐一试用，就是止不了咳。只有一种可以短时缓解的，是非常便宜的“甘草片”，但治不了本。我只好又找大医院的西医，开了一种日本的药（名称忘了)，吃了不会咳嗽，但整个人终日昏昏沉沉，有气无力，只想睡，吃了一星期，停药，又咳。　　足足持续了四个多月，那期间我翻遍能够找到的关于咳嗽的书，仍找不出头绪。我不停地逐家医院找主任级的中医师诊治，如果看方子就知道又是风寒风热之类的大路货，我连药也懒得抓。终于有一个中医师对我说：你的咳嗽与肝有关。这话立刻让我刮目相看，再细看他开的方子，是敛肝息风的！　　或许真应了老话：行运医生医病尾。这回喝下的药几乎是一剂知，两剂效，三剂愈！　　我从这个“行运医生”的“与肝有关”的话得到启示，肝的问题一天不解决，预想不到的各种症状就会一天不结束。用中医的话来说，肝属木，木火可刑肺金，肺金衰败必累及肾水，肾水干涸则肝木无可滋养……那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可是，如何治肝，如何让肝木畅达又不过头？实在是复杂而虚玄得很啊！如果还考虑病毒、结节的话，就更如渺渺宇宙深不可测了，这样的学问，是我这无用书生一辈子都不可企及的。　　最要命的是，我连料理那“木”的机会也没有，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的莫名奇妙的症状把我追逼，我疲于应付，喘口气也不可能。　　才刚刚结束“半夜咳嗽”，紧接着是“气短”。这“气短”在西医里不知有没有哪个病与它对应，或者在西医里它根本不是病。具体的表现如下：我吸气时只吸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就吸不进去了，好像我有肺已经装满。只好呼气，呼气倒与过去一样可以呼得很长，但呼完了再吸，还是只能吸一点点。于是我只好频繁呼吸，一句话才说了一半，就得停下，吸口气再往下说。我年轻时可是工厂文艺宣传队的独唱演员呀，多少悠长的歌我唱得一点不费劲。说话不能流畅，笑更不能，一笑就气绝，就要咳。如果我那个时候看“憨豆先生”的影碟，说不定会笑出休克来。　　在中医里，这叫“呼多吸少”，叫“肾不纳气”，是严重的气虚，尤其是肾气虚。这样的病，如果要看西医，连挂哪个科的号也犯愁。　　那时我已经零零碎碎地看了一些中医中药的书，我壮着胆子用党参、黄芪加瘦肉熬汤喝，每天还两次含服红参各2克。同时，我还吃用虫草菌丝制的“金水宝”胶囊，意在补肺气肾气。没想到这一着立竿见影，很快就不“气短”了，可以开怀大笑了，同时气力增强了，天天可以快速散步1小时。　　初战告捷，我乘胜追击，企图让身体再强壮些。身体强壮了，对肝脏也有好处。这么一追击就追了个把月，我疏忽了那时已经是大暑天，忘记了中医“应天时”的说法，忘记凡事都应适可而止。结果，尿黄了，牙龈肿痛了，舌尖溃疡了，显然是一派热象！我赶紧停服党参黄芪金水宝，喝溪黄草冲剂，清热下火。开始时有效，过几天那热又卷土重来。我这时才知道，中药不象西药，撤掉后可以很快复原，而中药不行，它有惯性，会积存，要重新建立平稳需待以时日。　　　　肝病最怕热，如木怕火一样。溪黄草不见效果，我就知道靠自己不行了，只好找医生。我这回找的是据说对治肝很了得的一大医院的中药科主任。　　主任是一位中年人，学院派，开的方子很对肝硬化的症，很典型，很全面，大量的清热解毒药为君，软坚散结血活化瘀的药为臣，祛湿健脾消滞益气的药为佐，行气通络的药为使，林林总总共20多味。　　妻子的思维向来是中西结合，她看那方子忧心忡忡，因为其中好几味虫介类药物有毒性，有一种毒性还很强。而我的观点是，要么完全不吃中药，吃的话就得用中医的思维去理解，以毒攻毒，在中医中药里很平常。于是我勇敢地喝了。　　喝下不久肚子就翻江倒海，喝三天就拉肚子三天。我电话向远地的祖父是名中医的朋友求教，念方子给他听，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不想活你就喝吧，那是虎狼药，你如果是20出头的后生可能还熬得住！　　我还想活啊，肚子再拉下去，肝还没治好，人就先倒下，那么要肝来做什么！我停了主任的药，改服党参黄芪，还加白术、苍术，过了两天，大便才正常。　　新的症状又来了，每逢晚餐，不论吃多吃少，吃下半小时后就腹胀，憋得难受，有点像我在1994年在市级医院住院时那样。这时候不管躺着也好，散步也好，吃下的东西不上不下的堵在那里，要等两个多小时后放一串屁或者排一次大便才轻松。有时严重起来，一天大便三次四次，像“尚能饭否”的老廉颇那样。　　一下子热，一下子又寒，补不行，攻不行，我干脆什么药也不吃！　　我知道凡药三分毒，有的远远不止三分。一旦吃下肚，你发现不妙的时候已经迟了，再也掏不出来。但不吃药行吗？明摆着的肝硬化，还结节啊。　　我这个人有个坏毛病，小说写了几十年，习惯胡思乱想，容易异想天开。我想：既然找不到能治我的病的好医生，而自己找药吃又危险，那么，我找些不吃药的治疗方法，绕开肠胃这个危险地带，行不行？譬如，内病外治，即外敷、针灸、穴位按摩等等。那样的话，即使没效，也不至于内脏受损害，进可攻，退可守，保险系数高。　　于是，我研究经络，查找典籍，制定一套立体式外治方案。我用几十种中药浸在大瓦锅里煎熬几个小时，制成“软肝膏”贴敷穴位，同时让妻子用艾条灸灼我的肝俞、脾俞、中朊、气海、足三里、三阴交……或者用专门的工具敲击相关穴位。自制的“软肝膏”贴在肚脐上，才半天功夫，就小便时痛疼，好像尿道炎似的。初时以为巧合，便扯下膏药，喝溪黄草，过几天再贴，仍痛。原来这药贴着跟喝下去差不多，只是不经胃肠罢了。我只好把大批精心炮制的膏药全部扔掉。唯独艾灸有点好处，可以使腹胀立即减轻，还能助眠，但能否治肝病，我自己也不相信。　　2003年7月下旬，可能是肝脏恶化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艾灸的负作用显露，除了晚餐后的腹胀，还出现低热、皮下出血（两大腿均有大块紫斑)，我知道问题大了，立即住进那家1994曾顺利把我救治的医院，把当年那个小伙子医生关于返修的预言兑现，只是在时间上延迟了8年多。 （7)　　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星星还是那星星……”，病房还是那病房，一样地仄逼，一样地陈旧，不同的是多了台电视机和空调器吊在墙上，表明时代的进步。当年那个给我治病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变成结实成熟的中年汉子，我愿意如8年多前那样归他主管，却不凑巧，由另一陌生的医生管。　　同房有两病友，一位是个年轻教师，几年里在转氨酶高高低低的波浪中沉浮，因打了几场羽毛球而恶化，考虑接受干扰素或别的什么“新方法”治疗。另一个来自农村，脸灰黑，气若游丝，整天昏睡，偶尔起来上厕所，喝点稀粥，症状是肝腹水加腹膜炎，从160多斤衰败到100多斤，原在地市级医院治疗，花了十几万，把赖以生存的手扶拖拉机也卖掉，还欠一屁股债……我不无感慨地想，或许我是年轻教师的未来，昏睡的农村人是我的未来，我们三人代表了肝病发展的早、中、晚。　　住院当天用的药也跟8年多前差不多，西药是护肝、营养、抗生素，还有活血的中成药。第二天早晨大便，结束时看了一眼马桶里东西，不禁吓了一大跳——全是发亮的“柏油”，这是我平生的第一次！我知道那是内脏出血，可见病情又往前突进了一步。　　护士推着小车来挂瓶吊针，我指着一大瓶深棕色的“复方丹参注射液”对她说：“刚才拉了黑便，你告诉医生，不能再滴注丹参了，要改成止血药。”那护士可能昨晚睡不好或者跟男朋友呕了气，黑着脸，一声不吭，拉开架势仍然要给我扎针头。我重复说了一遍，她答：“那是医生开的医嘱，我只有完成医嘱的义务！”我像所有肝病人一样，立即肝火大升，厉声道：“你有完成医嘱的义务，我有拒绝用药的权利！”我还质问她明知病人出血还注射活血药，居心何在？她才噤声，走了。过了很久，医生才来，问了黑便情况，留下个盒子让我再便时取样。这天虽然没用上止血药，但也不再用丹参。　　假如我没读过中医中药的书，我肯定会胡里胡涂接受丹参，肯定会加剧出血。医生往往讨厌病人读医药书籍因而一知半解地对医生的处方进行怀疑、批评、指责。然而，在当今社会医疗全面商业化的年代，病人不多点掌握医药知识，又如何保证自己免受太多的错误治疗？　　几天后，大便潜血从一个＋号转阴性。　　肝脏的检查结果仍与过去差不多，但B超结果多了一项：少量腹水。于是，利尿剂、人血白蛋白猛用，很快就把腹水消除，把整个人也苗条了一圈。从此以后，我不得不承接先人大禺的任务，治水不息，那是后话了。　　住院其间，医生给我口服药，还是那种据说连肝癌都能治的“肝复乐”。我按标准量吃下，次日就拉肚子。医生很耐心地解说那药有多么多么地好，叫我先吃两片，适应了再加一片，之后逐渐加至正常量。我是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结果很听话地如法服吃，果然没拉肚子，出院时还带了一大批回家吃。　　出院前，我还在医生的劝说下做了一次胃镜，叫我终生不忘。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啊！想呕吐，呕不得，想吞咽，吞不得，想吸气，吸不得，想呼气也呼不得出……如果不是双手被妻子死死按住，我一定会把那个塞在喉咙的可怕的劳什子一手拔出，远远地掷于窗外。事后我一想起那种头脑清醒却要窒息的难受，就发誓这辈子死也不再做这般的检查。　　检查的结果其实可以料到：食道静脉曲张、胃部浅表性溃疡。　　医生说最好做个静脉套扎的小手术，免得那静脉有一天破裂。我一想起做胃镜就毛骨耸然，哪敢再让人撑开喉咙往里捅东西，然后拿一块橡皮补钉镶嵌在静脉上！我说，免了，我以后吃东西小心翼翼就是了。　　出院后，我向单位请了4个月病假，希望好好调理治疗，希望能摆脱症状丛生症状追人的困境，我知道这次住院只是敷衍的修补，一点也没有改变肝病发展的大势。　　我从2002年秋天吃鳖甲软肝片那天开始，每天在电脑上做“健康日记”，把前一天晚上的睡眠好坏、早晨起床的感觉、大便的形态、小便的颜色、三餐饮食的内容、吃药情况、有何不适等等一一作详细记录，然后在一段时间后或者必要时拿来研究分析，以便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现在，我不但保持原有的记录项目，还增加了“尿量”一项，专门设置一个有刻度的量杯。　　我寄希望于医生多次推介的“肝复乐”，天天准时定量服用。这药好像是湖南人发明和生产，组方似乎攻补兼顾，尤其突出健脾祛湿，似特别为南方人设计的。可是，我的第一个希望不久就证实落空，脾不见健，湿也难祛，尿量只在1300ml至1500ml 徘徊。我只好吃明知会有可能使我女性化的安体舒通。　　安体舒通几天就见效，然后尿量越来越多，差不多3000ml，人便干瘦起来。一旦停药或者减药，尿量立即大减，减至1000ml左右，我只好又加药量，周而复始，反反复复。不久，四肢变得皮包水包骨，肚腹如临产孕妇那样硕大，胸部两乳也渐渐丰隆起来，与此同时，对于男女之乐事，也渐渐失了兴趣。　　做人做到这个份上，郁闷啊！　　“肝复乐”的成分有不少固本培源的之物，扶正的力量可谓不小。但吃久了也没见精神没见强壮，倒是渐渐虚弱起来，先是动一动就出大汗，气喘，后来发展到严重盗汗，甚至梦遗，这是我结婚20多年以来从没发生过的。　　我知道我并没有走出沼泽地，却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我必须拯救自己，我要勇敢地把命捏回自己的手里！　　我向妻子庄严地发出这个誓言后，一头扎进《黄帝内经》，要从零公里的起点出发。 （　8　)　　啃经典不是为了当医生，而是为了看懂自己的身体。读完了《黄帝内经》，接着读中医大学的几本教材，之后又读关幼波、刘渡舟、姜春华、邓铁涛等名医的著作文章。我边读边试着从根本上分析自己的身体状态，判断寒热虚实，推断由肝病引发各种症状的可能的机理，最后，试着从“治水”开始。　　安体舒通可以利尿，但只可治标不可治本，而且长期服用，副作用较大。然而，怎样才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中药治疗，可以逆转这种反反复复的水泛呢？　　我从健脾入手。我知道肝病日久，必侵脾，致脾虚弱，脾不能健运，饮食的水分只能停积于肠胃，既不能上输于肺，又不能下注于肾，上下不通则积聚，则成鼓胀。于是我首先采用四君子汤作基础方，辅以黄芪补气敛汗、白芍柔肝敛阴，很快就不再盗汗和遗精，人也精神了许多。　　旗开得胜，叫我喜出望外。可是尿量还是没增加，腹围仍93厘米。于是，我加燥湿、化浊、利湿等药。很快，尿量开始增多，腹围渐渐缩小，过了半个月，竟然从93厘米缩至83厘米。于是，我固守前方，尿量虽然不猛增，但腹围仍继续缩减，居然到达难以企及的75厘米。　　毕竟是新手，这时候的我一时不知如何走下一步。更要命的是，又一个新症状出现：流鼻血！　　我赶紧除掉苍术，减白术和一些温燥药分量，同时增加少量补阴润燥之物，鼻血不再流，但肚腹又重新膨隆起来。之后，四君子汤加五皮饮，或加五苓散，或加黄芪防己汤……几乎所有利湿方剂都试过，仍无效。　　为什么健脾不能使水液运化正常？于是我想到肾，肝病这么多年，必累及肾，如腰酸膝痛，脚跟痛，还有就是始终舌胖大，色淡，齿印，便是脾肾阳虚的印证。肾阳不足，不能上温脾阳，所以仅健脾脾仍不健。　　我于是选择了济生肾气丸，吃下一丸，好家伙，两小时小便4次，共1500ML，全天尿量共2800ML!我大喜，以为走对了路子，第二天欣然再吃，谁知尿量减了，只2000ML左右。第三天，1600ML。这还不算，这天吃下的东西全都塞积在胃里，作闷，嗳气连连，连胃口也没有了。我只好承认，路子还是没走对。只好用下气消滞的方剂处理遗患。　　整整几个月，我都在啃读、琢磨、不停地用不同的方法纠正身体的偏差，应付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不适和症状，尿量和腹围的曲线高低起伏。　　我知道这不是治肝，不是出击，而是防守，我被病魔追赶，不知哪里才是尽头。　　有一回，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个利尿奇方：用生的猪肾剁成肉酱，加几味中药粉拌匀，贴在肚脐上一小时，据说治腹水很灵验。于是我妻子从市场买回新鲜的猪肾和几味中药粉，如法炮制，把腥臭无比的浆状物贴在我平躺着的肚皮上。果然，才过半小时就有尿意了，再憋半小时，起来一拉就是300ML，再躺，不久又拉 200ML，这天尿量总共2500ML。　　奇怪的是这个土方子用了多次就失效，渐渐又回到1200ML水平。接着又试了敷田螺、敷葱白、敷大蒜，均无效。最后发了狠，敷有毒的甘遂！　　这狠招试一次我就害怕，尿量不增，却拉稀，肚子绞痛，难受了几天。　　健脾不得，补气行气不行，温肾不行，清热不行，民间土方也不行。　　书上有这一说：血不活则水不利，治水先治血。我想，肝硬化这么久，必定肝郁血瘀，是不是要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才能水行畅通？　　我知道自己开活血的方子非常危险，活血即动血，一不小心弄个大出血，可是要老命的。我想起两次住院都大量用过“丹参注射液”，觉得比较安全，又不伤脾胃，可以尝试。就到居家附近的诊所，滴注“复方丹参注射液”。　　像所有的尝试那样，立即见效，连续几天尿量正常，但之后再试，就越来越没效果了。而且，滴注多了丹参，很快就觉得腿软乏力，精神不振。　　不得已，我宣告治水失败，还是走回老路，吃安体舒通。　　我知道这时的我已经从原先的“气鼓”进入“水鼓”阶段，如果再不能抑制病情的发展，就会进入“血鼓”，到那时救治的希望更渺茫。　　到了冬季，莫名奇妙的低烧不时地出现了。我知道我个中医业余爱好者再也不能拿自己试验，便求助于93年首个替我治疗的中医师。他用“清开灵”注射液和 “柴胡针”替我退烧，加用加味“五薷饮”化浊祛湿，低烧很快退了，但他坦白地对我说：我只能暂时给你修修补补，要彻底治疗，难啊！显然，他再次向我的病举手投降。　　那期间，虽然几乎天天喝中药，虽然没过上几天舒服日子，但胃口仍很好，呼吸畅顺，睡眠正常，行动自如，似乎还没有危险迹象。在隆冬时节我还能随单位组织的团队到湖南凤凰旅游。　　到了2004年2月，情况渐渐不妙了，发烧频繁，还拉黑便，我只好又一次住院。那时的我满脑子中医思维和概念，我不再去半年前光顾的那医院，而住进省中医院。　　我一开始就十分可笑地向主管医生提出：请你们尽量用中医思维给我治疗。很快我就知道自己十分愚蠢，人家还是坚持“中西医结合”。打止血针止便血，吃“洛赛克”护胃，吃安体舒通利尿，同时用氨基酸、白旦白、血浆轮流滴注。此外，吊了十多天的“清开灵”，再加上必需表明中医院特色的中药汤。　　妻子每天通过查阅电脑触摸屏的收费记录，抄医生开出的方子，把每天的加加减减也一味不差地记下来。我虔诚地拿着教授级的方子跟我以前给自己开的方子对照，除用药稍有不同，路子其实都一样，无非是补气健脾加清热祛湿加开胃消积。不同的是它的清热份量比较大。　　十天过后，烧早就退了，便血也止了，人也自觉舒爽了，可是，却莫名奇妙地出现了疝气！一下床站立，小腹下沿近阴器处便隆地一个鸡蛋般的东西，走一步，疼一疼。同时，鼻子又开始不时渗血。　　叫我惊讶和失望的是，当我向巡房的该院顶级的拥有省级“名中医”的主任诉说疝气和鼻血之后，主任竟然说：疝气属外科，与肝病无关，可以请外科的人来会诊并做修补手术；鼻血也与肝病无关，可以请耳鼻喉科的人来看看…… 　　假如一个西医师这样说，一点也不出奇，可那是一位应该饱读中医经典的中医师啊！连我这个业余爱好者也知道，肝经自下腹绕阴器下行……疝气出现的地方正在肝经之上，怎么会与肝无关？又，过量的苦寒药会导致气更虚，气虚发展就是气陷，气陷会使内脏下垂，那块鸡蛋般的东西其实是一段往下掉的肠子。至于鼻血，只要懂得中医最基本的知识也会知道，气虚脾虚不能统血，不能摄血，加上阴虚，肝火上亢，逼血离经而自鼻窍出，这跟“耳鼻喉科”有何干？　　我当然拒绝做外科手术和“耳鼻喉”，叫妻子回家煮蚝干粥拿来给我吃，次日见效，直至出院也不再鼻衄。我还叫妻子用“五指毛桃”（一种广东的药材，也叫“土黄芪”熬瘦肉汤，连喝几天，疝气渐渐不大，也不那么疼了。　　或许是用了大量的白旦白、血浆（隔天轮流输注)的缘故，我在住院二十天的时候觉得精神颇佳，疝气这时也完全消失。我知道在这医院同样治不了我的肝硬化，便出院回家。　　我只好重新钻进中医典籍里，同时通过网上通过熟人到处寻找，企图找到一个真正的中医高人。 （　9　)　　又到了复查日期，我回中山三院传染科做了血液和B超检查，结果除了GGT和ALP略高外，其他指标均正常，白蛋白仍达40；B超一点变化也没有，仍结节较多，门静脉扩张，肝体缩小，表面不平，脾略大，胆囊壁厚…… 　　我向一个教授讨治疗办法，教授说：到了这种硬化程度，没什么好办法，今后勤点检查，如果癌变也能及早发现处理，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每月注射两次或多次白蛋白……我问有什么西药或中成药可以减缓硬化的速度？他说，你不妨试试服“安络化纤丸”或者“楼莲胶囊”什么的。我问这些药是不是比“肝复乐”好？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我便知道他本人也不相信他介绍的药真的能治肝硬化。　　那时我已经吃“肝复乐”半年了，我一直把它当作治肝的主力军，相信它真的能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软坚散结。即使我为应付各种不适而喝各种方剂汤药的时候，我也不会轻易停掉它。　　最新的检查结果彻底粉碎我对“肝复乐”以及所有其他中成药的信任，我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此不再吃任何的药，只注射白蛋白以维持身体剩余的元气；二是继续寻找中医高人，作根本性的治疗。我决定双管齐下。　　于是，我从医药公司购回一批批昂贵的白蛋白存放在冰箱里，每周一次或两次拿白蛋白到附近的诊所滴注。同时，我继续在茫茫人海里寻寻觅觅，盼望找到高人。　　有亲戚朋友介绍好几个乡间郎中，据说都用祖传的山草药可以医治肝炎、肝硬化和肝腹水，但列举的病例无一不是农民，治疗过程无一不是那样惊人：服药后必肚腹绞痛，疼得在床上呼天抢地死去活来甚至如沙滩之鱼那样翻筋斗，然后拉出一大桶一大桶的稀便和臭水，奄奄一息之后才喝稀淡粥，慢慢康复。我想得到那山草药的方子，但朋友说，郎中不给，人家要保护知识产权，把药都磨成粉，你要治才卖给你。我想跟赌俄罗斯轮盘差不多，或许可以先置于死地而后生，或许一命呜呼，置于永久的死地。再说，农民的体质比我强很多，承受如此剧烈折腾的能力自然比我强。面对这样的“高人”，我只好绕道而行。　　忽闻广州有一家高级中医馆，馆内聚集上百个退了休中医师，大多是教授级、主任医师级的杏林高手。我欣然前往，见那些老大爷老太太一个个满头白发，我顿生崇敬。我挑了个肝胆专科而且以治肝硬化为专长的老太太，毕恭毕敬地接受四诊，诉说病历，着重诉说尿不利腹胀不消的问题。老太太不紧不慢地说：光利尿就能利尿吗？提壶揭盖这说法听过没有？上焦阴塞，水当然不能往下走，要宣肺！　　好厉害，几句话就把我镇住了！我记得读过北京一名医治肝腹水的方子，也非常强调组方里宣肺药物的作用。　　我满怀信心地喝老太太的方子，一周过去，虽是提了壶揭了盖，但水还是下不来，那药汤如白水！　　只好换一个老大爷。老大爷说，气血两虚，运化无力，光提壶揭盖有什么用！我一看他的方子，竟是四君子加五苓散，我都喝过不知多少了。　　再换一个仍在职的只是业余才来坐堂的教授，他的方子只是老太太和老大爷两人开出的方子的合成，再加两味活血的。有点新意思的是，教授除了开方子，还让他的助手在我背部的肝俞穴位注射一种“细胞生长因子”的西药针，并且把我列入他的一个有20多个病人参加的治疗实验组。　　我当了半个月的“小白鼠”，除了每次备受背部剧痛外，一点好转也没有，倒不时流点鼻血，腹围仍然93厘米，饭后仍然要么嗳气连连要么矢气频频，大便仍然要么干硬要么稀溏…… 　　我不得不又重操“旧业”，自己医自己。　　为了保证药材的质量，妻子到号称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的广州清平市场卖回一大袋一大袋质量最好的常用的药材，分门别类地码好，还添置电动粉碎机、以克为单位的小称、120目网筛……把居家变成个中药铺子兼药材加工作坊。我自似方子自行制造加味“枳实丸”、“软肝丸”等，同时每天熬药汤，企图长效和短效结合，治标和治本并兼。　　妻子猛啃了一通如砖头般厚的西医的《水肿学》，发现了一句文字，欣喜若狂，犹如发现了金矿：“对顽固性腹水，可用浸浴疗法，患者在1米深的35度的水里坐5个小时，水钠的排泄可明显增加，肌肝清除率升高。”于是，我便把浴缸当舒服的沙发，傻乎乎地长时间地泡在温水里，拿报纸杂志打发百般的无聊，妻子则不时拿温度计进来测水温，凉了就赶紧添热水。可是我脚皮都泡得发白了，还是没有尿意。妻子说没有效果可能与浴缸太矮水太浅有关，便四出打听，想找个会做木桶的木匠做一个像日本人浸浴用的大木桶。　　那期间，我的饮食不但严格遵守低钠原则，而且还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严格考证每种将要吃下肚的食物的属性，过温热的不行，寒凉的不行，破气的不行，有“毒”的不行……吃着味同嚼蜡的食物，我咀咒金钱的无用，月薪数千，过的日子还不如当年在工厂当学徒，那里工资才15元。　　不久，我又无缘无故地低烧，脚腕又浮肿，睡觉又盗汗，胃又反酸，腹又胀得难受，疝气又坠下，我又得拿一条自制的裤衩不像裤衩腰带不像腰带的劳什子把下腹勒住把疝气团托起……这时妻子从西医书里知道：肝硬化晚期，当门静脉高压形成和侧枝循环建立后，肠道的革兰氏阴性菌会不经肝脏而直接通过侧枝进入大循环，导致感染而发烧；肝脏灭活导致水钠储留的醛固酮能力减弱，形成醛固酮积累，便导致顽固性水肿；肠壁水肿增厚，导致食物难以消化吸收；腹腔压力增大，导致疝气…… 　　说实话，本来性格脆弱和散慢的我，早就不想活了，吃没味，睡不甜，行不便，岂不是一堆腐肉！可是妻子一如既往气贯长虹，丝毫也不气馁，反而越战越勇，一边上班教书育人一边拈挂着我的尿量、大便和可能出现的症状，下班就买菜做饭，熬药炖汤，啃读一部部医学书籍，还得不时做我的思想工作，安慰，说理……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丢下她，自己一走了之，也太不仁不义，太自私了。再说，女儿还在读大三，离毕业就业自立于社会还有一段日子……我在7楼的露台看着楼下出出入入的人和车，终是不能舍割红尘，那就咬咬牙承受下去吧。　　 5月，又是春夏之交，我的老对头——大概已经坚硬如石的破肝又蠢蠢欲动了，又是发烧，又是腹胀，又是黑便，我只好又得住进医院。其实这时的住院已经没多少意义，我知道无非又吊些氨基酸白蛋白抗生素维K和丹参，我都可以代替医生下医嘱了。但妻子怕我发生什么大的意外，坚持要我住院，我只好妇唱夫随了。　　这回我不再住中医院，而是回到我的老根据地——中山三院，无他，只因这时的中山三院已经在半年前建立了肝移植中心，我想在住院其间好好地了解一下肝移植。我早在几年前就盯上了这肝病尽头的唯一可能的生路，一直在网上搜罗这方面的消息和知识，而且已经知道“抗排斥”、“环孢素”和“FK”了。更重要的是，我早就着手经济积累和限制没必要的开支，了解卖房子或者用房契抵押借款的手续，用妻子的话来说是准备“买命”。　　驾轻就熟地住进传染科病房，巧的是主诊医生正是94年给我救治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成长为稳重的中年人。　　医生也认出我，还记得我当年的病情如何地危重。或许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更把我看作非常危险的随时都会爆发大出血的病人，于是在第一时间里就给我强力止血：24小时滴注垂体后页素，而我对这种药一无所知。　　我和他都万万没料到，他的这一重招，几乎一下子要了我的老命…… 滴注垂体后页素不够10分钟，我就觉得胸闷欲呕，赶紧叫妻子把床头摇高，斜靠着，过了片刻，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我想，这大概是一过性的药物反应。之后没什么不适，晚上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晨，拉出少量黄色稀便，表明前天和昨天吃下的云南白药见效，出血已经停止。吃了点稀粥，不久就腹胀严重，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想放一个屁都难。好不容易熬到下午，垂体后页素滴完，到傍晚6时，尿量仅600ML。然而天黑以后，突然尿量猛增，刚从厕所回来上床，没呆多久又尿急得厉害，一泡接一泡，源源不断，没完没了。到晚上12时，尿量已经多达4000ML多。更可怕的是，躺在床上越来越觉得胸闷，像有重物压着，越来越难以呼吸，心脏狂跳不已。这是我从没经历过的难受，我好不容易摸着床头的按钮，把值班护士唤来。　　我颤抖着说：6小时里拉了近4000ML的尿，血容量大幅减少了，你赶快叫医生，我要输血！护士说：三更半夜哪里弄血，不可能的。我挤出最后的气力喊：快叫医生来！护士有点着慌，但仍不肯立即叫医生，拿来血压计给我测量。　　舒张压只有47！医生来了，再量血压，仍这么低，心率仍超过100（我以前一直60以下)。这时我已经非常难受，我说：输不了血，你们就给我输氧吧。　　我贪婪好吸着管子里的氧气，渐渐好受些，到了天亮，统计一天的尿量，竟多达4600ML！我用手机打家里电话，把情况告诉我妻子，叫她立即用党参、黄芪、淮山、枸杞熬浓汤，另外再带来一些切成颗粒的红参。一个多小时后，妻子带着东西救火般急冲冲赶来。我喝了党参黄芪汤，又嚼了几克红参，恢复了一些力气，血压也缓缓上升，舒张压总算到了60多水平。但腹胀仍然严重，无便无尿无屁，整台机器好像完全停止了运转。医生对此不以为然，拿听筒听了听我的肚子，说肠子还是蠕动着的，只是较弱些，便让护士给我送来开塞露。　　　　　　　　　到了下午，我腹胀更甚，好像要爆炸似的。我知道这得强攻，便叫妻子马上到街上药材店买大黄。大黄很快买回来，可是开水瓶里的水温度太低，把大黄泡了半小时，竟然没什么味道。喝了一大杯，无效。我只好即拟一方：厚朴、枳实 等)，妻子傍晚时熬好送来，喝下，即下一通矢气，绷紧的肚皮才得以松驰。　　第二天早晨，我终于拉出积便，腹胀大消，人便舒爽。之后，我继续一边接受西医的氨基酸、白蛋白、安体舒通，一边自己加料：淮山、枸杞、芡实、猪肝汤。之后，我渐渐恢复正常的饮食，正常的尿量和大便，正常的血压和心率，体力也增加了，可以在医院里到处溜达。　　回想这次血压骤然降至47的险情，我认为是垂体后页素所致，先是使全身血管收缩，逼使肾脏停止工作，体内储留大量水液；当药效过去，血管回复甚至扩张，这时便大量排水，导致一时血容量大减，血压大降，心肺供血不足，呼吸困难。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即使我的推理正确，我也不能跟医生说，更不能指责医生治疗过度。　　当我的精神不错而医生们又显得愉快的时候，我跟他们讨论肝移植问题。我的主诊医生说：你这种情况，肝移植是早晚的事。我问：选择什么的时候做肝移植好？是不是现在？主诊医生含含糊糊不置可否。另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教授笑着说：“肝移植，好是好，但没过几年又会乙肝复发……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激进，只要你能活着下手术台，对他们来说就是成功，他们就有成就感，至于术后……这些事不用我说你也明白的啦。”接着是嘿嘿几声笑。　　这笑声令我惶然，失望。　　我想起年初时在网上看过的一则新闻，说是云南一个女青年接受了肝移植，但出院才一个月便回到那医院要求“安乐死”，原因是家里穷，没钱买得起昂贵的抗排斥药。　　有些事情总是一块儿来的。当晚，弟来医院看我，交谈时论及肝移植，弟闻之变色，说他一个同事的母亲最近就在这医院做肝移植，花了几十万，说是手术成功，但下了手术台没几天就死了，好像是爆血管。又说，他那个同事在医院时亲眼见过好多人出了院才几个月就不行了，要回这医院里来，但医生不接收，病人的家属喊打喊杀，总之，情况相当不妙。　　弟说他同事的母亲不幸术后死亡之事，后来我曾打听过，确有其事，但那死者手术前除了肝硬化，还有严重糖尿病、心血管病，因为她家非常有钱，所以明知风险极大也搏一搏。实际上，这医院的手术做得相当棒，当时的手术成功率已经达到95%以上，出院率90%以上。内科医生的话以及嘿嘿的笑，再加上弟提供的消息，已经完全打消了我到该医院肝移植中心访问的念头。那是先入为主，它如一块灰布把我的盼望蒙上。　　可是，我每天傍晚在院里散步的时候，总会看见三五成群的穿蓝色细纹病人服的人从综合住院大楼里出来，有些人还挎着一个奇怪的袋子（后来才知道是连接T管用来装胆汁的)，他们个个都精瘦，但脸色却不错，精神很好，步履轻松，有说有笑。一问，才知道是肝移植术后的病人。　　有一天我来门诊大楼，问咨询台的护士：肝移植的门诊在哪里？护士告知我，肝移植没有门诊部，中心在综合住院大楼的7楼，那里是肝移植的病房，医生办公室也在哪里。　　可是我来到住院大楼前却止步了，那块灰色的布又把我蒙上，我不敢马上走这一步。我曾经和妻子多次讨论，达成了共识：尽是拖五六年，那时候国内的肝移植应该会更成熟，成功率会更大，而且到那时候家里的经济积累会更丰厚；即使要做，也应该到北京或上海做，因为那里的水平会更高。那时我真无知，其实，全国做肝移植数量最多的是天津的东方移植中心，其次就是我最为熟悉的广州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　　结果，我没踏进肝移植中心一步，没接触过肝移植中心的任何人。我在5月8日出院，回家实施“拖”五年的计划。　　或许也是命中注定，出院才4天，没有胡乱饮食，没有出力流汗，没有尝试任何治疗，只吃安体舒通和自似的吃了不知多少回的健脾祛湿活血（只用15克丹参)的汤药，没有任何恶化的迹象，简直就是风平浪静，但我却突然一下子走到生命的尽头。　　6月12日中午，我吃着米粥，突然觉得闷闷的，想吐，我深呼吸，忍住。女儿说：想呕就呕吧，呕出来才会舒服。我离开餐桌，想回房间躺一躺，经过卫生间门口时，感到又一股东西往喉头涌上，我就叭在马桶边，对着便池张口呕吐，一股鲜红浓稠的血直喷雪白的便池上，触目惊心。　　我轻声说：糟了，出血了！　　妻子仍下筷子就冲进来，看一眼便池，就大声命令女儿立即打“120”，然后把我扶起，马上取来一包早已经常备的云南白药，用温水让我服下。　　我在看见鲜血那瞬间，我便知道我的大限可能来到了。然而尽管我是第一次呕血，但我竟然没多少惊慌。这几年生不如死的苦日子早就令我麻木了，我躺在床上平静地等候急救车，等候上帝的发落…… （　11　)　　在行进的急救车车厢里，我想起在网上看过的一份调查，说目前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是53岁多一点，我比这个平均数已经超了一点点。妻子和女儿挨在我身边，我感觉到她们内心的恐惧，我想劝慰，却没开口，我知道此时说什么也没用。　　当我被人从车上抬下运进医院大楼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初夏的天空，蓝蓝的，挂着几团眩目的毫无意义的白云。　　我先被送进急救室输液，之后被转移到传染科。那时我神志还清醒，却觉得胸闷，稍转动身体便想呕，我只好仰面僵直着，看一滴一滴药液不紧不慢地掉进管子。渐渐，我觉得一种粘稠的沉重的疲累如浓雾一般把我笼罩，一直把我往下压，我努力抵抗，却连睁开眼皮的气力也没有。偶尔听见妻子轻声的呼唤，还听见走廊的脚步声。再后来，我就进入一种时睡时醒，似梦非梦的混沌状态，事后听妻子说，我在那两三天曾经醒过，还能与人简单对话，但我至今仍无法找到那时的印象碎片，我生命中的记忆已经在那个时候中断，走进一片虚无，倒像是无梦的彻底的睡眠。　　以下我将叙述的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全都是妻子和女儿以及其他人告诉我的，我像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只是那个“别人”正是我自己。我靠这“别人”的故事，才填补了我记忆的空白，接续我生命链条的一道缺口。　　第一天：　　医生给我吊一种叫“思他宁”的止血针，输血，我没再呕血，但尿液色深偏红。　　第二天：　　我几乎整天昏睡，尿液仍色深偏红。妻子曾问我感觉如何，我烦燥地说“你别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同事好友评论家老Y突然来到病房，他说我家没人接电话，估计我可能又不妙，就直接到医院来找。昏睡的我这时竟能恢复暂短的知觉，与老Y作简单对话。老Y从这天开始便天天跑医院，掂挂着我的生死。　　晚上，我对妻子说觉得胸闷心翳，非常难受。　　第三天：　　妻子被召到医生办公室，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名。　　侄子和他的女友来探望，我浑然不觉。老Y来到，看见我这般模样，急忙打电话给单位的人事部，让人事部转告领导，希望单位领导出面，要求医院组织力量对我进行全力抢救。　　晚上，我对妻子说“心胸很难受”、“大脑很乱”、“我正在滑向无边的深渊”。我还叮嘱妻子：“明天问问医生，胜算把握有多大？”接着我开始发烧。 　　第四天：　　我被送进胃镜室检查，屏幕显示我的食道和胃虽然已无出血点，但静脉严重曲张。主任医师提出三个治疗方案，一是做外科手术，同时作脾切除；二是做静脉套扎术；三是做肝移植。回到病房，我竟然清醒地对妻子和女儿宣布：“三个方案我一个也不采用，以后吃东西尽量小心就是了。”女儿认为应该做静脉套扎术，并说这事得民主，三人举手表决。老Y这时来了，也认为应该做套扎术。这么一来，三比一，我只好妥协。我一旦退烧，就得接受套扎术。　　然而，38度多的烧不但不退，还渐渐爬升，换了两种抗生素也退不下来。到了晚上10时，我开始说胡话，乱七八糟的词语组合，妻子根本没法破译。接着，我再也不能应答，急促喘气。早就啃读过无数肝病书籍的妻子这时知道，我已经进入肝昏迷，便连忙打电话叫在家休息的女儿赶快到医院。值班护士送来治感冒的“百服宁”，妻子觉得是“黑色幽默”，把药扔在一边，好不容易向值班护士求得冰袋，母女俩彻夜为我敷冰降温，盼望奇迹出现。　　第五天：　　妻子根据我以前曾经以静脉注射中成药“清开灵”而退烧的经验和中医书里关于救急退热的论述，一早上街买回“清开灵口服液”，给我喂了两小瓶。然后又打的到北京同仁堂设在广州的专卖店，买回一颗300多元的安宫牛黄丸，征得主任医生的同意后，切了半颗，用水捣烂，喂我服下。半小时后，我开始出汗，体温下降。可是，妻子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上就被新的险情吓得半死——我再次大出血，鲜血自肛门而出，染透了裤子! 　　十多个医生在办公室关起门来讨论我的病情和救治措施，妻子透过门缝往里看，看见一片凝重。也不知过了多久，门终于开了，主诊医生对妻子说：“他的生命是以小时计算了，只能考虑肝移植，否则完全没有希望。通知其他的家人吧，他现在只剩下两成的希望了。” 　　妻子只好边哭边打手机，通知所有该通知的人。　　外地的妻弟、弟弟、姐姐来了，大嫂、姪子来了，单位人事部主任、文学院院长、秘书、同事老W、小M、老H……两个女同事流泪了，以为这是跟我见的最后一面。人们说“比亲兄弟还亲”的老Y，也来了。　　任他们怎么呼唤，我毫无反应，病房里弥漫着压抑和绝望。　　接到传染科通知的肝移植中心C博士急急走了进来，这位长得漂亮举止优雅的中年女士仿佛带着一股希望的生风，满室的人对她一脸崇敬。　　C博士看了病历，十分肯定地说：可以做而且应该做肝移植手术，否则就完全没有希望，一找到肝源就马上做，他不能等。　　妻子犯难了！她和我早就达成“与病共存，再拖几年”的共识，而且就在几天前，我连静脉套扎术也乐意做，如果她签了字让我接受肝移植，万一手术失败，她将后悔终生。可是如果明明肝移植手术会成功，而她偏偏拒绝肝移植手术，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我真的如C博士和传染科医生所说那样乘鹤而去，那么，她将更后悔一辈子。她泪眼涟涟地看着脸色已经蜡黄已经气息微弱的我，多么希望我醒一醒，与她一起讨论“做不做”的问题，帮她拿定主意。　　　老Y说：“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该搏一搏!” 妻弟说：“姐，你现在面临的不是选择题，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女儿说：“妈，不要犹豫了，你就当拿三十万给爸买药吃。” 　　妻子从女儿的话中得到启发：过去吃药吃得够多的，现在已经无药可买了，只剩下最后的一种药名叫“肝移植”，为什么不买？！　　妻子告知肝移植中心：同意接受肝移植手术。　　一小时后，肝移植中心通知：后天(即6月18日)有供肝。　　妻弟立刻赶回老家筹集资金。 入夜之后，妻子、女儿、弟弟三人留守病房，　　这是2004年6月16日夜晚。妻子守在我床边，千呼万唤，我却毫无反应，牙关紧闭，肛门不断地流出一滩滩恶臭的鲜血，十几个小时没有小便，呼吸阵阵急促，眼看就如C博士所担心的那样“就怕撑不到18日”。到了17日凌晨3点钟，我已经全身僵直，气若游丝，似乎马上要魂归天国了。妻子已经绝望，独自打的回家取来一套让我较体面地“上路”的衣服，她不能忍受让我赤身裸体地“走”。　　衣服和梳子（打算要好好给我梳理头发)很快取来，但我双手同时扎针输液，又不好为了更衣把针头拔掉，只好等等吧。一等就到了阴尽阳来的卯时，妻子见我嘴唇干焦，用棉签蘸水涂在我的嘴唇上，没想到我竟能咂咂嘴唇，如尝甘露。妻子大喜：“会动了会动了……” 　　女儿却不如妻子那么惊喜发狂，也略有医学知识的她担心我已经发生肾衰竭，她记得C博士说过的话：只要心、肺、肾没事，肝怎么坏都没问题。而我已经一天一夜没一滴尿了。　　上班时候，C博士再一次来到病房给我检查，她敲敲我的小腹，说：有尿，肾没问题。于是插尿管，一下子就导出3000ML。然后，我被转移到移植中心病房，进入次日手术的准备程序。　　或许是上苍的垂怜，或许是亲友同事的祝福，或许我与红尘依恋过甚硬是不肯罢休，或许如妻弟所说因为我过去长期喝以“四君子汤”为基础的汤药而保住了心、肺、肾和基本元气……我的命硬得很。　　妻子已经几乎整整7天6夜没合过眼，没吃过一顿正经的饭。把我送到肝移植中心后，她终于回家散了架般睡上了几小时。　　18日大清早，妻子还没醒，电话响了，把妻子吓得一下子心都冰凉。电话是老Y打来的：“我刚才去过医院，听护士说，他昨晚竟大声喊叫了一夜！他肯定能够挺到做手术……” （未完待续) (　12　) 　 2004年6月18号临近中午，由医院院长亲自出马经过两天时间四处联系的供肝终于好不容易地抵达移植中心，一直昏睡的我在12时多从监护室被推进手术室。妻子、女儿、妻弟、姐、嫂等人，则把心提到喉咙，守候在手术室门外，每分每秒都是那么地漫长，每分每秒都有可能从那扇门里传出坏消息…… 6个小时后，门打开了，一个医生手里捧着一个托盘出来，展示给吓得脸色如土的几个守候者，托盘上搁着一具黑糊糊的东西。 医生平静地说：“瞧一瞧吧，这是从他身上切下来的病肝。” 这具丑陋的东西哪是肝呀！那是一团泡在血水里的“紫葡萄”，它的表面全部由一颗颗花生米和葡萄大小的突出物（纤维结节)连结而成，比起移植中心张贴在墙上的关于肝移植的宣传资料图片上的病肝更难看更夸张更恐怖更触目惊心。 妻子不禁哀叹：之前所作的种种治疗全都白费劲，肝硬化到了这地步，喝下的汤药、中成药，又如何能进入这具东西如何发生药效如何活血消瘀软坚散结？那是一座坚固的罪恶的城堡，世间哪来的精锐部队可以潜入可以攻陷可以解放可以改造？身上携带着这么一具东西，又怎能吸收营养同时进行各种复杂的代谢调节机体的平衡？这样的不是肝脏的肝脏，早就该换掉！　　我这时自然与世隔绝般深沉地睡，未能一睹那具与我相伴53年的肝脏的真容。 我又被送回进监护室。对我来说，时间已经不存在。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一个陌生的女声用普通话喊我的名字，之后告诫我不要动，“你要配合……医生要给你做……你忍住，千万别动……很快就行了……”我当时觉得很难受，有点像做胃镜时那样透不了气。我便告诉自己节省体力，忍着……后来好像不难受了，只是觉得非常累，于是又睡着了。事后很久我回想起来，估猜那时可能是插呼吸机或者拔掉呼吸机。 当我再次有知觉的时候，我回想那女声用普通话叫我的名字，就估计是有人给我做手术，我知道我要做的是静脉套扎手术，而且我知道我的食管贴了一块20毫米乘40毫米的橡皮。而且我还知道，手术是在传染科3楼做的，而我住的病房是在4楼。 又过了不知多少时候，我睁开眼睛，看到白色的方型顶灯，看到我躺在一张带扶手的扶手上有几个按钮的铁床上，看到我身上连接了乱七八糟的大大小小的橡皮管，看到床头边上有小型机器，闪着红色橙色绿色的指示灯。再远一点，好像有三张床，但模模糊糊看不清有没有人躺着。这时我才发现我没戴眼镜，我1000多度的近视只可以看朦胧得如幻景的世界。我想坐起来，但一点劲也没有，只能把头抬高了一点点。 一个护士走过来察看我头顶的一个瓶子。我便问：“我老婆呢？”我发现我的声音颤抖得很。护士说：你老婆回家休息了。我说：让我打个电话给她。护士说：不行，现在半夜三更的，打什么电话，你老婆需要休息，她天亮还得上班的，你好好睡吧，别胡思乱想。我说我老婆不用上班，她已经请了假。 我看不清护士的脸孔，却认着她的黄色腰带，心里有点狠她。当她走远后，我就想起我妻子的手机是可以声控（？！)的，便大声喊“130XXXXXXXX，听见没有？你快来……”我不知对着顶灯反复喊了多少次，没有回应。护士走过来干涉：喊什么喊什么，你不睡别人要睡！我突然觉得我身处险境，我必需与妻子联系上，但我动不了，没眼镜，没手机。后来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混沌中又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睁眼，看见一大群白大褂的人围着我。一个男人把手移动，叫我看他的手，他则凑近看我的眼睛。我想起以前在传染科时的情景，就知道那是要看我的眼睛有没有黄。那男人点点头，说“不错”。我就焦急地问：“医生，我老婆呢，她怎么不来，她卖甩（广东话摆脱之意)我了……”那群人听了哈哈地笑着离去。 又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熟悉的操闽南式普通话的口音把我叫醒，他把脸凑近我，问：“你认出我吗？”我看见他穿着浅蓝色的隔离衣（这衣服我在2003年采访抗非典的报告文学时见过)，戴着帽子和大口罩，口罩上是两只瞪大的眼睛和肤色较深的额头，我就点头说：你是老Y！ 老Y很兴奋，说：你那个肝彻底不行啦，已经换掉啦，这回你大步跨过啦……这个平时语言不多且严谨的带点忧郁的老Y很少这样的句子，很少这样的语调。他还告诉我，这里是ICU，家属每天只可以轮流进来几分钟，他马上就要出去，他叫我好好休息，配合医生，会很快好起来的。说完就匆匆离去。 紧接着妻子就走进来，她也穿着隔离衣戴着帽子和大口罩，我看见她变得尖削的下巴和比平时大得多的眼睛。她握着我的手说：这回大步跨过了，是陈院长亲自给你做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打断说，我不是在3楼做套扎手术吗？妻子说：这里是肝移植中心，是做了换肝手术呀！我马上反驳：不是，我们说过不换肝的。妻子说：千真万确，已经换了肝，那个坏肝切了下来，坏得已经不像肝。我突然生气：你骗我，你拿证明来，证明！我那个肝呢？ 妻子哭笑不得，说：怪不得C博士见了我就取笑我，说你责怪我“卖甩”了你，你真的换了肝啦，等你恢复之后，我们可以实现旅游计划，你不是说过要陪我到欧洲一趟的么…… 然而，在ICU里，我开始时一直无法接受已经换了肝的事实，后来医生来查看我肚皮的伤口，我才知道确实做了腹部手术，因为我知道做静脉套扎是不需要在肚子开刀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女儿、弟、姐、嫂等轮流穿着隔离衣进来看我。女儿还给我送来一张她自己设计自己手绘的贺卡，上写“新肝新生活……父亲节快乐”，我像个从来没获得过贺卡似的，把它看了又看，放在枕边。 第二天，妻子带了我的眼镜来让我戴上，然后指着ICU那道玻璃门说：你看，某某书记来看你了，党组成员某某也来了，还有老J（70多岁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我就看见他们微笑着在玻璃门外朝我摆手，好像我从什么地方胜利归来，正走下飞机舷梯似的，我也举起手，缓缓地摆动。后来，又有一拔一拔的相关人士站在玻璃门外朝我致意，包括一些从另一城市来的友人。 然而那时的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觉得有种种迹象表明，我正陷于一个骗局之中，陷于无人可助的困境，陷于无尽的折磨，而这一切所有的人包括妻子、女儿和老Y都一无所知。 老Y每次来，我都对他说：你要救我，如果救不了，你要把我的事公诸于世……老Y不回应的我求援，却说：你今天比昨天又好了很多，你恢复得很快。 我知道妻子既然是让我换肝的主谋，必定不会相信我关心骗局的判断，所以我就不指望她。我对来看我的女儿说：你读过很多书，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看过吗？没看过就赶快找来看看，我现在正处在那样的环境，不同的他们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为了经济目的，他们可能要长期折磨我，延长我的生命，让我既不能死掉，也不能活着出院，在这过程中拼命向你们勒索钱财……我事后才知道，女儿那时认准我已经疯掉，跑到走廊外大哭一场。 大约是第三天，我终于能喝上米汤了，那种甘美那种香甜令我快乐得打哆嗦，我贪婪地急促吸吮着塑料管，可是才喝了一半，“黄腰带”（后来才知道那是下一等级的护士，或者称护士助理)就毫不客气地把米汤拿走，说：一次不能喝得太多。任我怎么哀求，她不但无动于衷，还嘲笑说我像捣蛋的孩子一样不听话，一点也不配合。我就突然对她仇恨起来，决定不能对她太客气太礼貌。当她转身背向我往外走时，我忍不住一阵强烈的冲动，抬起腿，对准她的屁股部位，狠狠地一蹬！ “黄腰带”好像打了个趔趄，吃惊万分同时又异常愤怒地瞪着我：“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怎可以踢我！”我在享受着一种陌生的快感，一边指着她骂：“你最坏，踢你已经算够客气的了。” 妻子来ICU看我，进门就得接受“黄腰带”的投诉，妻子连忙替我道歉，说我先生是因为起不了床心情不好，说我先生过去的脾气好得不得了，说所有的同事熟人都称赞我先生是好好先生。 我踢人之后快乐之后，也觉得奇怪，我居然会踢人，而且踢一个女子，踢一个正为自己服务的护士！我这辈子可从来没跟人打过架，更不会侵犯一个女子呀！ 我想，中医说肝主魂，是不是我的新肝的原主人（愿他在极乐世界里过得好)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所以我现在也变得暴躁了？唯物主义是不讲这一套的，新肝只负担生理的任务，与意志、意识、脾气无关。我想，我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我陷于骗局，陷于不能活也不能死的处境。 我盼望一个英明的人出现，他能看穿骗局，而且具有把我救出陷井的能力。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我对自己说，我得想想办法，我要自己救自己。 （未完待续) （　13　) 　　我对ICU的恐惧起源于我的两个邻居，我在第一次醒过来不久，就发现我的两个邻居已经先于我在备受折磨。　　有一回，我在睡着的时候被一阵声音弄醒，看见一大群穿大褂的人围着距我最远的那个病人，在进行什么操作，只听见他们不停地命令：咳呀，咳呀，再咳，再咳……随着一声声催促，病人发出一声声撕破布一般的干燥而刺耳的似咳非咳似喘非喘的非人的鸣响，叫人毛骨耸然。这过程一直持续，咳嗽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但那些人还凶狠地命令着……大概过了大半个钟头，也可能过了一个钟头，那些人才罢休，然后转向我相邻的那个从不吭声的病人。　　我看不清那病人的脸孔，他的头部深陷在被子里。他们掀开病人的被子，我看见那人瘦得可怕，胳臂和大腿如干柴，肤色棕黑，仿佛一具如干尸，却不断地猛烈颤抖着，像冰天雪地里将要冻死的动物。那些穿大褂的人嘀嘀咕咕商量了一阵，护士就拿冰袋来搁在病人的腋窝和大腿间，还扎了一针。　　我问一个护士现在是什么时候，护士说是凌晨4时。我就想，怎么在这个时候巡查？不分明是秘密折磨病人吗！　　护士过来换针水，我问这是什么药，护士说是“激素”。我就马上想起以前读过某一个中医师写的书，说西药激素是一种激发人的原始生命之火，以透支人的生命本钱为代价换得临时的效果，是一种顶愚蠢的野蛮的治疗方法，还说病人用了大剂量激素之后，病人可以得到短期的表面的康复奇迹，但之后必定要付出不可挽回的生命代价。于是，我更证实了这里是致人不死不活的地方。第二天，我压低嗓音对妻子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阴谋，他们给我用了激素!妻子听了哭笑不得，我觉得她这时已经愚蠢透顶。　　于是，我对来诊的穿大褂的人尽量装出友好，客客气气，老是要求他们让我般出ICU，回到普通病房。我知道只有回到普通病房，我才可以有逃跑的希望。我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当今最优秀的科学家，可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没办法使我恢复一点气力，我连坐起来的力量也没有？我企图让他们对我放松警惕，让我恢复一点气力，或者把我移出ICU，我就可以寻找机会拔掉身上所有的管子然后逃出魔窟。可是他们并不上当，只是笑笑，不回答就走了。一个走在最后的最年轻小伙子拍拍我说：哪有这么快，慢慢来。　　我为了表明我恢复得很好，没必要呆在ICU，就老是要求护士给我纸笔，我要写作。护士问我写什么，我说我要写你们移植中心，一支全世界最优秀的医疗队伍，一支挽回了无数生命的拯救队。护士们哈哈地笑，有个说“先谢啦!等你将来出院后再写吧。”我便知道她们并不上当，她们跟医生是同一个利益团体，她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严格地监视我。　　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天天进来用消毒水拖地的剪男子发式的样子清瘦的清洁女工身上，我想首先搏得她的好感和同情，然后让她帮助我逃跑，就故意与她搭讪：你吃了早餐没有？她用湖南普通话说：吃了，谢谢!我问：你怎么不留女孩子的发式？是不是因为工作太累出汗太多，洗了头容易干？她只是对我笑笑，说：我喜欢短头发。说完就操着地拖移到别处。　　终于有一天，为首的穿大褂的人察看我之后对其他人说：明天可以转出去了。我听了半信半疑，又高兴又担忧，怕他只是开空头支配，意在迷惑我。　　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眼光光看天花板，等待时间流逝，不时地问护士“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想，如果我到明天还不能转出去，那么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必定会死在这里，能不能依时放我出去，是检验他们真假的试金石。　　到了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仍然没动静，我催问护士，护士说有一个人才刚出院，病房要消毒过你才能入住。我说：拿些苍术烧烧不就行了吗？护士惊讶我怎么会想到用苍术消毒，我说抗非典时也是这样消毒的。护士就说，我们不用苍术，反正你别急，你现在睡觉，下午睡醒了才转你出去。　　吃药的时候妻子来了，我说你替我看看那病房消毒了没有，赶快把我转出去！妻子说你已经在这里躺了5天了，不差这几个小时。　　我马上觉得妻子愚蠢得无以复加，人家明明在拖延，在陷害你的丈夫，目的是刮尽我们的钱，你还帮人家说话。正如俗话说的“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我突然生出邪恶的念头，把准备要往嘴里送的一堆红红白白的药一把撒在地上，愤怒地说：药也不吃了，死就死吧！　　妻子看着我这般横蛮模样，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几十万元都花了……你活过来要把我气死才安乐是不是……她边哭边趴在地上捡药，我这时才心软了些。　　到了下午3时多，我终于被转出ICU，来到普通病房，与一个来自香港的65岁的先生同房。那老先生在上呼吸机的时候不那么配合，弄坏了声带，说不了话，显得有点呆呆的。　　接着的几天，又有好几批人违规（除了一个家属和一个护工，不许更多的人进入病房)进病房看我。我又对一个思想敏锐的女散文家和一个小说家大谈《癌病房》，还有日本的一部叫“白色的”什么什么的揭露医疗内幕的小说，我要求她们大胆地到这里来深入调查，然后写成文章，向世人揭露真相。我仍对老Y反复喋喋不休，叫他把我如何被迫 害 致死 的事实公布……那期间，我看见妻子的笑容总是强装的，而女儿干脆脸无表情。　　大约过了四五天，我可以坐起来了，可以扶着妻子或护工站起来了，可以自己上厕所了……我才渐渐改变了对医院对医生对护士的态度，才开始相信妻子和老Y对我的评价：“脸色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这天，主任巡房后说“XXX药可以停了，他的神志已经完全恢复。”这时我才知道，我之前的所有思想和语言，原来是肝昏迷时留下的后遗症，我用手术前遗留的记忆碎片和凌乱的思维，组合成一幅被陷害的图景！　　我首先对那个“黄腰带”真诚地道歉，向妻子和老Y检讨。女儿有了笑容，她不再担心辛辛苦苦换来了一个傻父亲。　　接下来的日子是愉快的，我如一个幼儿那样在妻子和女儿一左一右的伴随下在走廊里一步一步地摇摇晃晃地学走路；我开始逐一品尝我手术前不敢吃的各种美味的食物；我躺在床上给同事好友们发短信，报告康复的进程，接受他们的祝福；我大便变得正常，排泄非常容易，快捷得令自己也惊讶，那是几十年里也没有速度；早上起床时咽喉不再干躁难受，气管里没有一丁点的痰；手背的斑痣、手掌上大小鱼际的红晕(肝掌)一天一天消褪了；指甲变得油润光洁了，原来那些横的竖的凹陷和条索一天一天地消失了；原来让我羞于示人的胳臂和胸膛上布满的被所有医生都判为不可消除的“蜘蛛痣”，竟然也一天一天颜色变浅继而消褪；那团令我每走一步都痛苦不堪的“疝气”在我术后第一回下地时已经影迹全无；如同女人十月怀胎的肚子早就平坦；最叫人高兴的是，无论吃下热的凉的软的硬的粮食肉类蔬菜副食，肚子一样地舒舒服服，烫贴而满足……真的如女儿所说：新肝新生活啊! 　　在一片大好形势下，问题还是有的，而且还不算不严重。　　首先是饥饿，我好像又回到50年代的大饥馑，一天到晚就是想吃，吃完饭才个把钟头，又饿得饥肠辘辘手软心慌；我呼吸困难，使劲往里吸气也吸不进，只好像人家运动员跑完百米短跑那样急促呼吸；我几十年60下左右的心率如今变得如同高速打桩机嘭嘭猛动，每分钟达100多次；我原来正常的餐前血糖现在高达12甚至14；我整天整夜流汗，对着空调机也浑身湿漉漉的，可是体温只有35度…… 　　怎么回事？难道我的新肝新生活就该这样子吗？ （　14　) 　　我发现最难受的是上午吃下一大堆药（不包含抗排斥药FK506)一小时之后才来临的，我就认定是这些药当中某种或几种药物所致。可是我同房的香港老伯也吃这些药，但他只是也流汗和低体温，却没有我那样呼吸急迫和心跳快速，血压血糖也不如我高。　　医生开始时怀疑我肺积水，做了B超，没事。又怀疑我心脏有问题，做了心电图，也没事。结果就一直拖着，也不知过了多少天，渐渐呼吸顺畅了，心率也慢下来了，血压也能控制了，血糖也不再餐前血糖高过餐后血糖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甲泼尼龙作怪，我从开始时的12片（4mg/片)递减， 10、8、6、4片，这时人才舒服了！同时，胰岛素剂量也从32单位减到12单位，低血糖发生率大为减少，血糖反而接近正常。　　在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时候，我曾想过用中药调理，黄芪一味就可以补气敛汗，再加几味养阴生津的，足可以使整个人舒服起来。可是我只是想想而已，却没这份胆量。我知道现代医学证明黄芪最大特点是提高免疫力，喝下它就等于不吃FK506了。　　我想，既然肝移植是西医们干的，那么就得严格按西医的一套思维办事。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当今没谁能把两者真正地沟通。所谓“中西医结合”，其实是牵强的说法，西医用中药（如传染科的医生)，中医用西药（如为了提高营业利润的中医院医生)，他们只是把两种东西拼凑在一起，是组合，而不是结合，结合是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东西。　　大多时候，我躺在床上回忆思考，分析十年的治肝历程。西医如何，中医又如何…… 　　我承认我十年的治肝是彻底的失败，假如不像换硬盘或者换主板那样换肝，我这台“电脑”肯定无法启动，肯定得让人丢弃在废物垃圾堆。　　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未能成功地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　　发现乙肝的初期，我没有试用干扰素，为什么没用，有三个原因，一是害怕副作用，二是干扰素的疗效不尽人意，三是那时经济拮据，没能力支付治疗成本。而到了拉米夫定面世之后，我错误地认为那时肝硬化而成定局，纤维化才是首要问题，结果仍然放弃抑制病毒复制的努力。　　中医不是说中药也能抑制甚至清除乙肝病毒吗？我不是一直服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茵陈、大青叶、苦参……那类的清热解毒药吗？可是，至今为止，有谁读过以清热解毒的中药可以使DNA检测数值减少的科学报告？或许我孤陋寡闻，我没找到过相关的报道或文献。　　事实上，我肝内的乙肝病毒一直在复制着，时轻时重，即使转氨酶正常了很多年，但它仍然在复制着。可悲的是，一直没有医生让我检验DNA，而我在那个漫长的十年里，竟然也没关注关于肝硬化之前的慢性乙肝的知识，连有DNA这一检验项目也不知道，直到肝移植后，我才明白DNA检验的意义。这真如洪昭光所说的“死于无知”。　　有报道说有的人肝硬化几十年也活得好好的，直到因别的病死了解剖，才知道肝脏已经硬如石头。而我为什么不能也好好地活几十年？从发现到奄奄一息，才仅仅十年？除了病毒不停地复制，还有什么因素在加速肝脏的硬化和坏死？　　我想，毫无疑问是劳累。　　我一天到晚坐在书桌前，先是书写，后来是敲键盘，年年月月，日以继夜，那种劳累不是肢体的，而是大脑。要给大脑长时间充足的供血，必定以减少体内其他部位和器官的供血，肝脏的供血不可能不大大减少，肝细胞因此必定再生缓慢，追不上病毒复制的速度，纤维化就形成和发展。写作生涯其实是强度最大的劳动，是最耗生命的勾当！为什么我着迷于这种生活？除了兴趣，除了一些“铁肩担道义”、“人文关怀”之类的精神向往，当然还有名与利的引诱。那名与利是身外之物的道理我虽然也早就懂得，《红楼梦》的“好了歌”几十年前就知道怎么唱，佛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理解明白，“波罗密多心经”我可以流利背诵。然而，人在红尘，不少道理，都是知之而不为呀，要达到看透看空的境界，而且要贯彻于人生，又何其难啊！　　躺在病床上重获新生的我，懊悔之余，竟看到一片宁静。短暂的一生，为何不轻松快乐，为何不像道家那般逍遥自在，为何非要在名利场中苦苦折腾？！　　回到十年治肝的话题。　　既然得了肝病，那就老老实实看医生好了，为什么要自作主张还要自拟药方尝尽百草？我知道世间没多少个人如我这般把学问做到别的界别去，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作聪明，那么张狂那么大胆，拿自家性命做儿戏。然而，我不是这样又如何？我言听计从地听医生话？听哪个医生的话？他们的治疗是好是坏也是个未知数啊。而且，我找过的医生，资历不可以说不够深，学术地位不可以说不高，经验不可以说不够丰富，但除了第一个后来对“大三阳”举手投降的中医师外，有哪个医生能让我舒服十天以上？如果第一个中医师声明这肝病不可以根治，只能把人弄舒服些，我也不会再找他人，可是他偏偏不这样说，只是说自己的功夫已经使尽，还一脸歉意的，可见他对这种肝病也缺乏较深的研究。而其他中医师呢？他们个个一副手到擒来的架势，个个都好像华陀再世扁鹊又生，结果又如何？此外，即使他们真的那等高手，还得讲医德，讲医缘呢！那些教授级的，一天接诊数十人上百人，平均每个病人只能享受多少分钟的望、闻、问、切？还不是一伸手掂掂你的手腕，看看你的舌头，看看你的检验单，就赶紧龙飞凤舞猛写一通，然后叫一声：下一位！　　我之所以那么大胆地自己医自己，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医的基础是阴阳五行哲学理论，而我因职业关系，中国哲学，还有风水、掌相、周易之类乃至三教九流都早就曾经涉猎，所以拿起中医典籍，也不会看不懂。古时就有“秀才学医”，而事实上中医历史里确实有不少大医家并非祖传而是半路出家的。　　我还有一种固执的想法：自己把自己医坏了，也甘心，那怪自己功夫下得不够，我不怨天尤人，而让别人医坏了，就不甘不忿。　　既然下了功夫，也够胆也精细也小心地给自己判断下方，为什么治不好？　　我躺在病房里琢磨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乙型肝炎是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流行的，即使算上之前小范围少数人的发病，也顶多能推溯到上世纪初吧？也就是说，古代没有乙肝病毒，就如2003年之前没有SAIS一样。《黄帝内经》、《伤寒论》甚至清代的“温病学”里所说的肝病，很可能不是今天的乙型肝炎。古人的肝病乃至肝硬化肝腹水肝昏迷，要么是营养不良劳累所致，要么是饮食不周过于甘肥滋腻或酗酒无度所致，要么是血吸虫之类细菌所致，偏偏就没有那种赶不走杀不了的乙肝病毒。　　如果说，那乙肝病毒就等于中医说的肝内的热毒，那还好办，猛下清热解毒、舒肝解郁的药即可。问题不是这样，猛下清热解毒、舒肝解郁的药确实比关门留寇更糟糕，它能引邪入里，它会大伤元气，首先就败坏脾胃。正气不存，那病更治不了。　　既然古人没研究怎么治乙肝，那么现代的中医师也没研究吗？我想，偌大的中国，总会有个别中医师要填补空白的，但还未成气候。70年代的中医师，不得不忙于搞运动，天天开会学习“最高指示”，搞什么“评法批儒”、“批《水浒》之类可笑无聊的成人游戏；到了8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的初潮，人人经商，天天念发财经，心浮气躁，哪里坐得下来研究；到了90年代，大家的商品意识相当成熟发达，都想着怎么掏病人的腰包，免得中医院倒闭关门…… 　　呜乎哀哉，中国的古老的中医！　　好了，我的治肝历程该告一段落了。　　我于术后30多天出院，四个月时上班，现在术后9个月的我每天享受着与新肝俱来的幸福和快乐。　　当然，我还得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回学的是西医的基本知识，目的是为了防排斥、防乙肝复发、防感染、防其他的病。　　盼望上天赐予我健康和长寿，这个世界太有趣了。　　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　　谢谢肯花时间阅读我这长贴子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