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味菊的《伤寒质难》好书也。

形成了系统和体系，研究伤寒的一定不能错过。起理论水平当今无人可比，看了刘、陈的伤寒，都难成体系。不知哪里能找到他其他的书，他建国后去世，有什末故事吗？他的学生99年去世，也没有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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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只买到祝先生的这一本，是他学生整理的，确实是好书~！
－－－－－－－－－－－祝味菊生平及其学术见解举要
祝味菊生平及其学术见解举要
   浙江省绍兴地区中医学会    陈天祥
   祝味菊先生是近代著名中医。他一生努力捍卫、振兴中医事业，学贯中西，在临床上
独树一帜，形成了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
   一、生平及著作
   祝昧菊(1884—195t)，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先祖世代业医，弱冠进蜀，协助姑
父经营盐务，暇余习读医书。姑父嘉其好学，先后请宿儒刘雨笙等授读医经。祝味菊颖悟
过人，好发疑问，老师竟不能穷难释疑而自辞。祝味菊自学精勤不倦。1917年。四川招
收军医生，祝氏投考入学，攻读二年，因政变，医校改组，后随日本教师石田东渡考察日
本医学。新的医学理论对祝氏启发颇多，并对他的医学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翌年回
国，首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主政官医院七年，颇有医绩，名噪蜀中。
   1926年，祝氏避“川乱”赴上海，初未悬壶，隐迹考察近一载，深感有些名医在截
断病势方面缺乏良法，遂一反俗风，开诊后擅用温药建功，为人诊疗，往往应手而愈。尤
在1929年秋，治愈被某名医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的危笃病人，从此医名大噪沪
上。
   二十年代，正是中医危急存亡之秋，而祝氏对于中医，颇有自信心。认为“没有真
理，决不能造成事实，事实的造成，里面一定含有真理”，“尊重中医疗病的成绩，尊重中
医有效的事实，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还无法解答其所以然而放弃不颐，更不可只是赞赏而不
屑应用……”。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历来医政当局，不是西医，便是门外汉，对于中医
的理论无暇细考其意义，或无法判定其是非”，以致使中医老是处于“打不倒，站不起”
的状况中，点明了当局轻视中医的症结所在。他坚决反对消灭中医，崇洋媚外，民族虚无
主义观点；同时也反对片面强调国粹，盲目排外，敌视西医的保守观点。认为“学说无国
界，求是而已，扬古訾今，泥新诋旧，其失一也”。“术无中西，真理是尚“，中西医的倾
轧，决非社会之福”。祝氏认为，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中医“再不检讨自已，整理自己，
说明自己，则尽其所长，终不为外界所了解，著作等身，终不为学者所公认”。他呼吁：
发皇古义，必须融会新知，“吾人整理中医，成立比较合乎逻辑之学说，提出人病并重之
概念，使外界认识中医愈病之所以然，不仅有药，而且有法”。
   祝氏学贯中西，勇于实践，注重实效。医技精湛，胆识过人，章次公先生曾赞曰“治
起病来，心狠手辣，一针见血。”诸名医摇首却步之重笃者，每能一手承揽，有时甚至为
病家“具结”治愈。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因误用凉药’，几致不救，经祝氏力排众议，用温
热峻剂挽危而愈。祝氏曾说：“医为仁术，生命重欤?令誉重欤?吾行医三十年，不畏艰
巨，不惮物议，病势虽重，苟有生理，无不据理力争，负责治疗，所以然者，求安心而
已，成败毁誉无所计也。”他认为：“以诡术取信于病人而冀沽名者，是医门之贼，应当鸣
鼓而攻之”。体现了高尚的医疗道德。
   临床实践的不断成功，使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徐小圃先生因其子被祝治愈，对祝氏
大为折服，不仅让其长子伯远、次子仲才俱拜于祝氏门下，自己亦深受影响。陈苏生先生
慕名几次拜访，与祝氏侃侃长谈，从中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毅然放弃自己的诊务，
以三十五岁之年入祝氏门中执弟子礼。浙江等地一些明识之士纷纷遥从私淑。祝氏学说逐
渐形成一个独特的流派。
   祝味菊性情亢爽，胸无城府，常与名医徐相任、陆渊雷、章次公等商谈医理，倡扬革
新，相交甚厚。他们对祝氏的学问、才智，无不钦佩。徐相任称赞祝氏：“辩才无碍，辟
易千人，国医中不羁才也。”一些西医，包括外籍西医莱纳，战前曾与祝氏在沪合办诊所，
也对他赞赏备至，感到获益良多。
   祝味菊在上海曾任新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及附设新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和新中国医院
院长，不仅治绩辉煌，著述亦颇多，曾编写《祝氏医学丛书十种》，其中付梓行世的有
《伤寒新义》、《金匮新义》、《诊断纲要》三种。医案二十一则载于上海中央书局1937年出
版的《上海名医医案选粹}一书中。1948年，将毕生研究所得著成《伤寒质难}，1950年
梓行。诸书中，以《伤寒质难》影响较大。
   二、学术见解举要
   祝氏渊源仲景、景岳之学，但不机械照搬，而是结合临床实践的验证，以哲学为指
导，通过严格的逻辑思维，摒弃一些明显违反科学的说法，吸取现代科学的可借鉴之处，
溶于中医之中，理论上有所创新。现分三方面扼要介绍。
   1．邪分有机无机，反应重在本体的病因病理观
   中西医之间，争讼最多的莫过于病邪是“六yin”还是“细菌、病毒、原虫”了。祝味
菊根据客观实际，辩证地提出了“六yin”与“细菌。等在外感发病中的不同环节和互相联
系，认为它们都属于“邪”的范畴，但“邪有无机、有机之别，无机之邪，六yin之偏胜
也，风寒暑湿燥火，及乎疫疠尸腐不正之气，凡不适于人，而有利于邪机之蕃殖者，皆是
也，有机之邪，一切细菌原虫，有定形，具生机，可以检验而取证于人者，皆是也。”“六
yin”与“细菌”的关系“六yin害正，言气候之不适于人，人之所恶，菌之所喜也，故六yin
可以培养细菌，细菌得六yin之助，可以猖獗而为患。”“伤寒之成，有形之有机邪为主因，  
无形之无机邪为诱因……”至于暑热、湿阻等“无形之邪，感而即病者，非六气之致病，
实由体工之失于调节耳。”故体工调节功能正常者，虽遇大风苛毒可以不病。
   祝味菊认为：寒热的征象，反映了体工阳气抵抗强弱的不同，寒温之辨，其主要区别
在证候不在原因。
   祝氏指出：有机之邪和体工抗力斗争的病理过程“不出五种阶段”。“太阳之为病，正
气因受邪激而开始合度之抵抗也；阳明之为病，元气愤张，机能旺盛，而抵抗太过也；少
阳之为病，机能时断时续，邪机屡进展退，抵抗之力，未能长相继也，太阴少阴之为病，
正气懦怯，全体或局部之抵抗不足也，厌阴之为病，正邪相搏，存亡危急之秋，体工最后
之反抗也。”“此吾卅年来独有之心得也。”2．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沦伤寒的辨证方法“八纲”辨证，是祖国医学辨证理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渊源于张仲景。张景岳
提出阴阳“六变”说，嗣后清·程钟龄又提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
但这些都只是“八纲”的基本内容，和一个辨证系统的“八纲”辨证尚有差距。祝氏师古
而有发扬，在《伤寒质难》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八纲”一词。“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
寒热虚实是也。”同时，他第一次给“八纲”中的四对辨证范畴下了定义，确定了相互之
间的关系。他说：“阴阳者，盖指病能而言也，……病之分阴阳，所以别体用之盛衰，测
气质之变化也，至于寒化为阴，火化为阳，人里为阴，出表为阳，虚者为阴，实者为阳，
隐然又执八纲中之大纲矣。”“表里者，指疾病之部位而言也，……病之分表里，所以明内
外，定远近，别亲疏，知顺逆也，”“寒热者，指病能之盛衰而言也，……病之分寒热，所
以明气血之多寡，察抗力之盛衰也，”“虚实者，指正邪消长之形势而言也。”总之，祝氏
完成了“八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完成了理论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当前，对
于“八纲”辨证理论，则认为是在祝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起来的。
   五段辨证是祝氏在外感热病辨证上根据五段病理独创的方法。他辨伤寒宗六经而不
泥。他认为“仲景六经名词，系代表人体抗邪所发生之六大类证候，六经所固定之证候，
初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是以后人于伤寒六经之外，又有温病三焦之说。”他看到了
“六经的局限性，认为要发展伤寒学说，切合临床实际，应该跳出六经的图子，寻找新的
理论。六经证候，既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则六经名称可废也，利用六经名词，以代表
各个抗邪程序，则六经名称存之亦可也。”他说：一切外感，有机之邪，“其抵抗之趋势，
不外五种阶段，所谓六经症候，亦不出五段范围，于意云何，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
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
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此五种阶段，此吾研
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扩大了以五段释六经的应用范围。
   3，助自然疗能  重温热扶阳的治疗原则
   前述五段病理，五段辨证，相应而有五段疗法，—脉相承，是为“五段学说”，它的
中心是人体抗力。“所谓五段疗法，不外顺从自然，调整太过与不及，以助长其抗力而愈
病也。”
   科学的发展，加强了对各种病原体的认识，对针对各种病原体的特效药也日益企求。
但祝氏指出“一病有一病之特因，举一病而求——特效之药，已非易得，而况特因之多，指
不胜屈，菌因之繁，层出不穷者哉”。事实上，不管中医西医，依赖查清病原，依赖一、
二种特效药水远满足不了临床的需要。
   祝氏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认识到：“病原仅为刺激之诱因。病变之顺逆，预后之吉
凶，体力实左右之，此病原繁多，本体唯一之义也。”“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
之自然疗能，历万古而不易”。“邪正相搏，吾人审察其进退消长之趋势，而予以匡扶之
道，此协助自然之疗法也，……不必问邪之为细菌，为原虫，为无形厉气也，明乎伤寒抗
邪之理，则一切感证，思过半矣。”祝氏的“本体疗法”立论精辟，叙理透彻。发挥了中
医的特长，促进了中医临床的发展。
   温热扶阳，是祝氏“本体疗法”的具体应用，也是祝派用药的特点。他在《伤寒质
难》里用大量篇幅引证《内经》、仲景、景岳的重阳之说，强调人体的“气”在生理、病
理、治疗上的重要意义。他说：“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
—分，则病进一分：正旺—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抗力不足者，壮之以温，
…，“抗力衰微，而虚怯过甚者．助之以热”，“气足则抗能旺盛，阳和则抗力滋生。”故祝
氏临证多用麻、桂、附、姜，用附子尤为擅长，有“祝附子”之称，反对滥用凉药而伤抗
力，其理盖本于此。
   从本质而论，祝氏的“本体疗法”正是仲景、景岳学说的发展，是他吸收前人精华，
结合临床加以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祝味菊先生之思想理论？


(一)温  补
  祝氏用温药施温补法为最多，内外科皆常用
之。如：肺结核用温补剂、阴疽溃疡施温补等。
曾谓：“中医治肺结核无特效药物，予之所以能治
愈肺病者，全恃大剂温补药物，补阳培阴，增气
养血，鼓舞自身正气力量，以包围病灶与扑灭细
菌，因而获得成功。”如赵君年五十许，身体虚弱，
咳嗽不休，痰中带血，形消骨立，颧骨高耸，眼
光锐利，令人望而生畏，病人自认为不起矣，尤
以每晚低热，更令其烦恼不已，见医则问死朗。祝
氏诊曰：肺结核病情深重，非不治之症，病人必
须与医生配合，振起精神，防止消极，用药改弦
易辙(前医多用养阴润肺之品)，首重鼓舞元气，
汝病可望转机。处方：附子、黄芪、熟地，党参、
当归，桂枝，炒白芍，磁石、炒白术、菟丝饼、仙
灵脾、苏子，炙百部、炙紫苑，淮山药、麦芽，
杏仁，3剂水煎服，另服紫河车粉每日3克，连
服7剂，诺症大喊，精神转佳而向愈。后嘱其每
逢冬季，服6—7剂补药及紫河车粉，随访健如常
人。

(二)温潜

温潜之法，系祝氏根据仲景方桂枝龙骨牡蛎
汤而立，即用附子之温与磁石龙齿之潜而成。凡
见咯血、失眠、心悸怔忡，男子遗精、女子梦交
等症，用之甚验。尤以突出的是祝氏在辨伤寒证
见神昏谵语时，能正确区分开是虚阳上浮而致，
还是热入心包而生，前者用温潜之法，投附子、枣
仁、磁石、龙齿之品，而忌用后者之安宫牛黄丸
及清宫汤之届。如祝氏洽—男患徐某，20岁，患
伤寒，高热不退，渐至谵语，神志昏迷，名医皆
用清宫汤合紫雪丹治之，罔效。邀请祝氏诊治，经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谓：“神已衰矣，不能
作热人心包之治法”，遂以温潜法拟方：附子，活
磁石，生龙齿、川桂枝，生白芍、酸枣仁、茯神、
石菖蒲、仙半夏，远志等药，逐渐治愈。

  (三)温凉并用

  古方资寿解语汤(附于与羚羊角同用)系治中
风之妙方，祝氏常用之。曾谓：“羚羊角治脑，附子
强心，阳气虚而有脑症状者最宜”。他在蜀时，曾
用此方治—老翁中风抽陷，数帖而愈。至于附子
与石膏同用，更是屡见不鲜，祝氏曰：“附子性热，
可以扶阳而固本；石膏之凉，既可以制炎而解热，
又能中和附子之性。阳气不足，炎热不过盛，可
重附子而轻石膏，阳气略亏，炎热颇盛，又可重
石膏而轻附子”。可见祝氏温凉并用之妙。
　
　(四)温下与温润

  肠胃积滞，医用凉药下之，此其常也。而祝
氏则用温下，用附于之温热，配大黄之攻下。尤
其对阿米巴痢疾，附子大黄加芍药黄芩汤效若桴
鼓，即附子、大黄，芍药、黄连、黄芩、当归，槟
榔、木香、甘草、肉桂，桔梗。对于湿疹，祝氏
认为与肠胃不清有关，治疗时以附子，大黄温下，
白鲜皮，海桐皮、生姜皮、地肤子，苦参、生薏
仁、陈皮祛湿，效果显著。对于老年便秘，祝氏
常用温润之法，附子、桑椹、黑芝麻、活磁石、火
麻仁、制首乌、陈枳壳、酸枣仁、并另服半疏丸，
屡服屡效。

  (五)温  散

  冶阴疽要方阳和汤，方由熟地、鹿角胶，炒
白芥子、肉桂、生甘草，姜炭、麻黄所组成。祝
氏于方中加附子、磁石效果甚佳，如冶穿骨流注，
缩脚朋痪、阴寒痹症等均效。祝氏曰：“盖此方能
振奋阳气，祛寒消肿也。但方中缺乏附子，为美
中不足，余每次用阳和汤均加附子”。如沽马君，
年六十有一，左膝部肿胀疼痛，服活血化瘀之药
无效，祝氏即用阳和汤加附子治之．肿胀渐消而
愈。另李君，年三十许，经常行水湿作业，久则
右小腿连及腘部，有硬块不能下地，医谓气滞血
瘀，投当归、川芎、赤芍、桃仁、红花、姜黄，三
棱等药治之，无效。祝氏改用阳和汤加附子，服
药5帖，自觉患部有热气上下，不久腿即能动，继
服数帖而能下地行走，槐其腿部之硬块均消失。

  (六)温开

  对胸痹之症，况氏常用温开法治之。并引
《金匮》谓：“寒气客于五脏六腑，因虚而发，上
冲胸间，则胸痹”，夫虚者，虽不明何种虚，余意
为阳虚气短。是以仲景均用温开法，如括蒌薤白
白酒汤、括蒌薤白半夏汤等均属妙方。胸痹之病
颇多，根据病情用附子，功效尤捷。

  祝氏认为：疾病不能脱离人体而独立。
病原繁多，随时代而变异；本体惟一，人体自
然疗能虽百年而不易。故既病“则病变之逆
顺，预后之吉凶，人体抗力亦实左右之”；是
则“体质之论，实为中医精神所寄”。所谓伤
寒六经病证，仅为利用以代表人体各个抗邪
程序之代名词。但病变万端，六经所固定的
证候并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遂不囿于前
人之说，融纳新知，续予发挥，据其平生研究
经验所获，创立“以五段代六经”，自成一家
之说，“虽叛古逆今，勿顾也”。他谓一切外感
性热病，无论其为六yin之袭，菌毒之激，人体
未有不起抵抗者，抵抗之趋势，即证候之表
现，总不出五种阶段；所谓伤寒六经病匠，亦
不出此五种范围：即开始抵抗(太阳)，抵抗
不济(少阳)，抵抗太过(阳明)，抵抗不足(太
阴、少阴)及最后之抵抗(厥阴)。要之，人体
抗邪反应“不外体力之盛衰，抗力之消长”；
五段者，抗力消长之符号也。祝氏“五段”之
说，以变革的精神脱出泥古不化的传统禁
锢，为进一步探索伤寒六经的真谛拓展思
路，对临床治疗迄今仍具启迪、指导意义。
  1．太阳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开始合度
之抵抗。囤其先驱症状多见于表，故前人称
太阳为表病。祝氏曰：太阳为六经证候之首，
对其研究透彻，治外感之大要可思过半矣，
故阐释不厌其详。表病之主症为畏寒发热，
发热之原因系邪正相搏，体温调节中枢受
激；或为六yin外激致放温障碍，或为菌毒内
激致生温亢进。发热之动机，对六yin之邪，欲
酿汗而解表；对菌毒之邪，欲令产生抗体，以
消内在之菌毒。诊视之要：外观表机之开合，
内察正气之盛衰。释曰：“开之太过，名曰表
亢；合之太甚，名曰表闭。气之太过曰亢，有
余曰盛，不足曰怯，怯甚曰衰，不盛不怯曰
和”。其治开表以辛，和表以甘，制亢以凉，扶
怯以温。故放温障碍，发热无汗：表闭甚而里
气不亢者，法主辛温，麻黄汤；气怯而甚者加
附子，即麻附细辛汤；表闭而里气盛者，法主
辛凉，银翘散；气亢而甚者加石膏，即大青龙
汤；表闭而里气和者，辛平宣散，葱豉荆防之
属是也。放温激进，发热自汗；表亢而里气怯
者，法主甘温；桂枝汤；表亢而里亦亢者，法
主甘寒，白虎汤；表亢而里气盛者，法主甘
凉，芦豉之类是也；表亢而里气和者，法主甘
平，桑菊之类是也。要之，太阳伤寒首重解
表，解表者，解除人体因抗邪诱起之反应，调
正其本身营卫之不和。据此，祝氏评曰；前人
以寒热顼楚，谓邪客于表，汗以散之，一若体
表有实物可解，此皆抽象之词；“表何尝有
邪，又何尝有风可祛，有寒可逐，有热可清
乎!”从而否定千百年来指六yin之邪为实有
其物之沿误。现代研究认为所谓“病位在
表”，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抽象，其本质是机体
对病邪诱袭所产生的一种全身性反应。这与
祝氏上述涵义类同，即此亦可见其卓识深远
之一斑。祝氏并释解表主用汗法之机理曰：
“汗法可以调节亢温，可诱导血行向表，协助
自然疗能，一举而数善备矣。”于简括中寓
灼见。但指出：-倘汗而不解，则为汗之不得
其道也”；其或为“肠有宿垢，或菌毒内踞，或
身体之一部遭遇炎性之刺激，或代酣之废物
引起自身之中毒”，要之，必有内激之因也。
其治：“诱因但治其反应，主因必去其病原”，
若无祛除病原之特效专药，则时时扶持其抗
力，维护其自然疗能，亦可令正胜而邪却，祝
氏并进一步提出“治疗外感疾病，不必待病
至深入而后方行之”，而应“观察邪行之趋
势，以施早期疗法”的设想。当代名医姜春华
氏所创”截断扭转”理论，或即循此思维的具
体发挥。
  2．少阳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抵抗持续
不济，未能协调也，但正气有可胜之潜力。其
成因为内有障碍，脏腑功能不能自由发挥。
如晌有积饮则汗出不达；肠有积滞则府气不
宣。水饮成于三焦之不利，积滞因于脾胃之
不适。但此处之积滞，为传化失职，仅令妨
碍抗能，未见抵抗太过之象，与阳明腑证有
别；故虽曰府实，亦当归于少阳，“此仲景柴
胡汤所以有硝黄之加也”。其治：去其障，则
正伸而邪达，法用和解；和者协和其正气，解
者解除其障碍。喻谓“譬如行旅，征马踟蹰，
非马不前也；荆棘瓦砾障于途也；去其障，则
昂然奔逸而莫能自制矣”，可称形象。如湿重
而脾运受困者，茅术半夏宣发中阳，助麻佳
以收和解达表之功；大便溏薄，则气怯无汗，
麻桂柴葛之外，重与木附益果之属以固之，
溺频而多，则液阻无汗，麻桂柴葛之外，兼与
故纸覆菟之类以摄之；胯胱满而不能下者，
法当渗利，五苓散主之等。障碍当视其性质
之不同各予专药，如柴胡有宣畅气血、散结
调经之效，故为少阳和解去障之专药。要之，
正气未能协调者，则善为诱导。诱导者，损有
余，补不足，以求机体动态平衡。
  3．阳明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之反应失
之过激也。其成因：体实气盛之人，抵抗太过
一也；非寒而温，未虚而补，应汗失表，宜攻
失下二也。历来医家都称阳阴证有入经、入
腑之别，主用清下二法。祝氏则曰：“入经入
腑”乃从药效反溯而名之，皆为想象之词；以
高热而用清，以排滞而用下，亦似是而非之
说。阳明证为伤寒至于极期，正邪双方各为
其生存而作殊死之战，抗力岂皆有余哉!清
而下之，抑低其抗力，愈虚其虚矣。故阳明虽
有可清可下之证，而无必清必下之理。体壮
气盛之人，抵抗太过，兴奋太甚，方可制亢以
凉，一清而愈，白虎汤为正治。腑实之候，非
必承气之证，其有宿滞陈积在上则宜消，在
下则宜导；府实而体虚，宜用温通；府实而气
盛，必具见仲景可下之证，方可假手于一下
而愈”。下滞之药，为去病之用；温凉之性，为
疗人之方，不可治病而忘人！”
  或谓邪重而发之暴者，每能直接造成阳
明证候，必须用寒凉清下之法。祝氏辩曰：邪
无论轻重，必待机体之反应而后症状方显，
故疾病为病原与人体合成之产物。人之受
邪，邪体虽同，后果各异。以疟疾为例，定期
剧寒高热，烦渴引饮为当然病型；然发热后
或体力自如，或困顿不堪，或发而自休，或发
而不已，其转归亦因人而异。其治，如疟发而
虚，即不得用清，仍当用温。俗言疟为。睥
寒”，截疟七宝饮即是温药。
  4．太阴、少阴伤寒，同为人体对于邪毒
抵抗不足。它与少阳伤寒的区别：“大凡具有
抗力而未能发挥者，谓之少阳；无力反应则
谓太阴，少阴。故少阳不足在标，太阴、少阴
不足在本”。其成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或
困于痼疾，或伤于新病，其素秉虚弱则一也。
久眼寒凉，滥于攻下，发汗过多，伤于药物，
致阳气日困，心用日衰二也。如“太阴之为
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
痛”，此言胃肠消化功能不足，“少阴之为病，
脉徽细，但欲寐也。，此言心脏功能之不足。
形质指阴，功能指阳，故太阴、少阴伤寒，咎
在阳气抗力之不足。不足曰怯，怯者温之，温
药有扶阳助正、强壮之意。故其治。不足在
表，温以卫之；不足在里，温以和之；形不足
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温之以味。。仲景
之理中、吴萸、四逆，真武等，何莫非温阳之
方，
  或谓正虚为病可用温，菌毒炎症为病
则不可温。祝氏力斥其非：狭义之伤寒，病
菌所致，其治可用温否，方书有载。急性肺
炎，其体力不足者，麻膏疗病，枣附强心，此
干金越婢汤也，可用温否?痢下赤白，细菌原
虫之为患也，实痢用清，虚痢用温，为治痢之
要则，温药治疟，已见前述。以寒凉之药治菌
毒炎症，用之于体虚之人，无异抑正纵邪，反
碍其自然疗能。要之，无论六yin、菌毒，其为
病而正属虚者，总不离乎温法，此祝氏之心
旨。
  5．厥阴伤寒，最后之抵抗也。厥者极也。
病危而人体抗力不能作最后之凋正，则惟死
而已：如阳亢不降，热厥不回，则燔灼而死；
阴极不回，寒厥不止，则销沉而亡。热厥而身
热渐退，为正胜邪衰，其厥自止；寒厥而手足
转温，为正胜阳复，为疾病转归之佳兆。寒
厥治以回阳救逆，四逆汤或通脉四逆汤，见
虚脱之状用四逆加人参汤。热厥治以清法或
下法，直折其亢，白虎汤或承气汤类。所谓得
凉则安，承乃制也；失凉则危，亢则害也。现
代中西医结合抢救感染性休克，即常运用治
疗热厥的清、下二法，确有一定效用。
  病邪既退，得养则昌：“真阴虚者，滋以
养之；心阳衰者，温以养之；神惫者，养之以
酣寐；心劳者，养之以恬淡。毋滞其阴，毋扰
其阳，醒脾开胃，以纳谷浆，此外感热病善后
之法也。。
  祝氏总结曰：外感性热病，阳气为抗邪
之先锋。“阳衰一分，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
邪却一分，”因此主张未病重阴，既病重阳，
喻为。承平之时，修文为主；荒乱之世，崇武
为尚”。故称善理阳气，则“五段”疗法得其要
矣：。太阳伤寒，重在和阳；少阳有碍，重在通
阳；阳明太过，重在抑阳；太阴、少阴不足，重
在扶阳；厥阴逆转，重在潜阳”。这对当前治
外感热病恣用寒凉的偏见，不失为一有益的
启示。
－－－－－－－－－－－祝味菊

               
            祝味菊(1884～1951),晚年自号傲霜轩主,浙江山阴(今绍兴)祝家桥人。先祖世代业医,童年随父入蜀,弱冠从其姑父严雁峰襄理盐务于成都,其姑父先后请宿儒刘雨笙等授以医经。1917年进四川军医学校,攻读2年后,随该校日籍教师石田东渡日本考察医学。翌年回国,曾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四川省立医院医务主任等职。1927年为避战乱至沪悬壶,曾任神州国医总会执行委员,并与该总会及医界老友等筹办景和医科大学;执教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董事会董事、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

祝氏治学极其推崇张仲景、张景岳诸家,曾提出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论伤寒。主张中医改革,1937年与上海西医梅卓生、德国医生兰纳博士等合组中西医会诊所,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1]。祝氏在临床上好用附子,人称“祝附子”。祝味菊到上海后因屡用温热大剂救起垂危病人而名噪一时。因其学术风格与当世的“轻清之风”迥异,也遭到许多非议,但其影响在江南日渐深远,一些温病学派名医当时在其影响下也转而成为善用温热法的伤寒学者,一时在上海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祝氏学派”[2]。

祝氏现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门人弟子也都相继离世,他的学术至今流传情况如何呢?其生平及论著是否还有更多可追溯的呢?为此,我们到上海、浙江走访了一些仍然健在的祝氏学生、再传弟子及他们的亲属,并咨询了一些研究祝味菊的专家学者,寻访了祝氏的故乡绍兴,对祝味菊的史实进行了一番实地访查。兹汇集考察所得之要,撰文如下。

一、祝氏在民国医界的影响

上海中医文献馆是上海地区名老中医汇聚之所,馆内八九十岁老大夫仍出诊的不在少数,陈熠馆长、陆鸿元教授、陈明华主任都是祝味菊的再传弟子,江克明教授、邓嘉成主任、杨杏林主任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祝味菊作过深入研究。我们的调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陆鸿元教授是原龙华医院院长徐仲才的弟子,他介绍说,徐仲才的父亲徐小圃曾是上海地区的温病派儿科名医,徐仲才的哥哥徐伯远年轻时患伤寒重症,诸医束手,祝味菊却在其高热神昏、病情危笃的情况下,投以附子为主的温热峻剂,竟一夜间大获转机而痊愈。徐小圃为此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几代家传的医术,他不但虚心撤下“儿科专家”的招牌重新向祝氏学习,还让二子拜师于祝氏门下。几年后,徐小圃就完全转变成了善用温热剂的儿科专家。其二子后也都承袭了此医风。原浙江中医学院的院长何任教授,曾跟随徐小圃学习,他介绍说,徐小圃在处方时无论寒热证,每方必有姜、辛、味(五味子)三药,温热药使用之广泛,已和当时上海“轻清之风”截然相反,且其门庭若市,日门诊量多则可至200余号。

然而,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余瀛鳌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余瀛鳌教授是上海名医余无言之子,幼年随父游于上海中医界。他回忆说,祝氏门诊病人不甚多,无法与徐氏盛况相比。在1962年出版的《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中,将徐小圃作为“重阳”、擅“温热药”的一流派收录。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在近代上海地区出现的一批擅用附子的名医存在着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他们形成了具有学术继承关系、共同学术特点的医学流派,其中就是以祝氏为“鼻祖”[3]。陆鸿元教授还介绍说,当年上海名医章次公才高八斗,几乎无人能令其称服,但惟对祝味菊常称赞有加,钦佩不已。首届全国名老中医学专家颜德馨教授,曾跟随祝氏抄方学习,他介绍说,许多祝氏门诊病人都是一些同僚在束手无策后推荐而去的,祝氏对自己的医术有很强的信心,在临床上的确也经常创造奇迹,救常医所不能救。


祝味菊最有名的弟子是著名中医陈苏生(1909～1999)。其7个儿女中惟一继承父业的是女儿陈明华大夫。但其子陈明强、陈明康等对父亲治学经历也非常熟悉。他们介绍说,陈苏生早年曾拜钟符卿、沈仲芳等为师,悬壶不久后就声名大振。但在陈苏生34岁时,其姨丈家中先后3人罹患伤寒,陈苏生多方努力,并遍请中西医名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陈苏生深感负疚,决计再访名师,重研医理。1943年,陈苏生结识了祝味菊,经过几度辩论和长谈,陈苏生大为折服,终于第3次拜师,投于祝氏门下。

陈苏生的这次拜师,当时在中医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符铁年就曾楹联祝贺。陈家至今还珍藏着这付对联,他们热情地为我们展示了当年的墨迹。正联为:“早为海上悬壶客;今是山阴入室人”。联中注词为:“苏生仁兄受学于山阴祝味菊先生之门。先生日与讲论,辄笔记之,动数千言。先生未尝不点首称善,以为凡所启发,悉能领默喻达之于文。常谓门弟子中,无出其右者。师弟之间,相得益彰矣。倾出纸属书楹帖,因撰十四字奉赞。癸未新秋铁年符铸两记于脱静庐。”陈明强介绍说,其父在拜师后,益加勤奋。当时祝陈两家相距不远,陈苏生每周至少三次要到祝家探讨学问,常常夜半才归,回家后还要笔录当日之问答,将其命名为“师门问答录”,如此竟持续了五六年之久,后整理为《伤寒质难》。陈苏生一生治学严谨,其座右铭至今仍为其子女传诵:“学问如叩钟,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这大概也反映了陈苏生在选择《伤寒质难》体裁时的一种倾向。据陈氏兄妹介绍,《伤寒质难》出版时,医学界有很大震动,当时许多名医如陆渊雷、章次公、程门雪等都送来赞贺之词。其中,陆渊雷对《伤寒质难》的偏爱恐怕无出其右了,他以对联赞曰:“弘愿欲除一切苦;奇书不数千金方”。并注之曰:“苏生贤兄同道从我交祝君味菊游,既尽其学,乃播之简编,用传久远。不慧尝获先睹,以《素问》笔调,商贯科学,生面别开,赠之以联,即祈两政。戊子春陆渊雷并识”。其后,陆渊雷进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曾携此书在与会的中西医同道中散发,征求《质难》之质难,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4]绍兴妇儿医院的陈天祥主任研究祝味菊已多年,曾走访过陈苏生。他介绍说,祝味菊当年在上海锋芒毕露,过于开罪温病学派,得罪同道太多,为此也遭到过许多非议和排挤。连徐仲才对其父徐小圃医风的改变也称:“在旧社会这样广泛运用温阳药,颇受非难”。 [5]

二、祝氏医学的流传

在我们走访上海中医文献馆、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龙华医院、绍兴中医院、浙江中医学院的过程中,当问及祝味菊,几乎中年以上的医生和学者都知晓,但他们都更加熟悉“祝附子”的称号,有的还能细述“五段八纲”学说的体系和内容;当问及应用情况时,几乎没有在临床中完整使用“五段”学说的,而对祝味菊的兴趣都集中在对“温热剂”和附子的应用上。颜德馨教授在上海国医学院学习时,曾跟随祝味菊抄方。他认为祝味菊能够在丁派为天下的上海大胆使用附子,除了他的辨证思路独特外,还与他使用的附子的特殊炮制方法有关。祝味菊一般都使用松花粉炮制的黄附片,而在此之前,上海并无这种炮制方法。黄附片毒性小,往往可用至一两,至于这种炮制方法是否源自四川,尚待考证。在临床中,颜老没有直接应用五段八纲学说,而是发展了祝味菊对正气和温热法的认识,在临床中善于运用附子来扭转正邪相持不下的局面,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病,如鼻炎、痹证、久排不下的结石等,但往往也都是中病即止。颜德馨教授的弟子邢斌,也热衷于对附子的研究,他已经对近现代一些善用附子的大家作了较全面和系统的整理研究,他编纂的30万字《危证难病倚附子———近现代名医运用附子经验荟萃的经验集》也已脱稿。他目前在临床中也积极地探索和实证着附子的应用。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费开扬教授介绍说,他曾于“抓药的柜台”上“偷习”祝氏方药,他认为祝氏的温潜法常能突破临床上许多常规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肝阳上亢导致的高血压,羚角钩藤辈往往不能获效,而附子、灵磁石之配伍运用则常有奇功。何任教授和江克明老师认为祝味菊比较“偏激”。何任教授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的时候,也曾到祝氏门诊里学习过,而祝味菊的自信和使用附子的胆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克明教授多年从事临床和方剂学的教学,他从方剂学角度对祝味菊的医案有过很多研究。他认为,正是祝味菊这样对附子的“偏执”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也正是“偏”才给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指示了方向。例如,现代对附子“强心”作用的研究,祝氏的临床实践就给了我们很好的提示。陈明华主任在临床中一直实践着其父陈苏生的医理医术,她介绍说,陈苏生完全掌握了祝氏医学的精髓后,又根据江南人的体质特点,融会了沈、钟二师的“轻灵”之便,在临床中对温热药的运用更趋稳健,也常能以大量附子之剂速起沉疴。陆鸿元教授认为附子“独任为难”,祝味菊能得力于附子,在于配伍,例如配磁石、龙牡、石斛等,他在临床中也经常采用这些配伍方法,用于冠心病、脑干综合症、脊髓空洞症、异常出汗等,疗效很好,而且也常用于膏方。他还介绍说,目前在上海的许多基层医生如厂医等仍敢于常用附子,而“丁派”医生很少用附子,与他们所面临的病人阶层有很大关系。陈天祥主任认为,附子“出乱”主要是因为它的“浮性”,祝味菊用磁石、龙牡等来配伍,正好达到了“制暴为良”的效果。陈天祥主任是绍兴妇儿医院的儿科专家,鉴于这些经验,他目前对于一些两三周岁的幼儿,也常用10克以上的附子,安全且有效。他介绍说,关键在“配伍”。何时希认为,“《金匮》用附子者18方,与附子相配之药有45种,‘八阵、八法、七方’之类均有,可知祝氏是得仲景真髓,而自多启悟,遂成一家者。”[6]三、祝氏论著祝氏为一代名医,其著作和论文是考察其学术思想的最重要的史料。调查中据杏林主任介绍,祝氏1931年与弟子罗济安编写了《祝氏医学丛书》,其中刊行的有《伤寒新义》、《病理发挥》、《诊断纲要》。该书今多馆有藏。1944年起祝氏与弟子陈苏生质疑问难,编成《伤寒质难》6卷,《济世日报———医药卫生专刊》于1947年第2期开始连载《伤寒质难》,此刊物至今仍在,1950年上海大众书局将全书成册刊行。但我们在这次实地调查中,发现此书流传极少,《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亦未著录。个别有收藏者,也视为珍藏,绝不外借。另据正在德国从事中医抄本研究的郑金生研究员告知,最近已发现该书的稿本藏德国慕尼黑医史研究所。该稿本中保留了一些最原始的资料,可为我们考察该书的编撰提供直接的材料。另外,我们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资料室里查阅民国的中医报刊时,陆续发现了十数篇祝氏曾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但生动地反映了祝氏生平的学术活动,而且从另一侧面也体现出了民国期间中医学术交流的活跃气氛、中医兴学办教育的情况及中医界在逆境中积极抗争的风貌,兹引以下:“改进中医程序之商榷”:《神州医药学报》“论坛”栏目,1914,2(4);“交肠”《神州医药学报》“医话”栏目,1914,2(4);“伤寒论注释”《神州医药学报》“医书”栏目始连载,1914,2(3);“读绍君医政统一论的谈话”《医界春秋》,1927,2(14);“双十节以后应注意的病”《医界春秋》,1928,3(双十节特刊);“金匮新义之鳞爪”《医界春秋》,1944,8(14);“中西医学概论”《医界春秋选》第一集“特载”,1927,(8);“营卫官能之一般病理”《自强医学月刊》,1929,(1);“病理学讲义”《上海国医学院院刊》,1929,(1);“正气与治疗关系”《上海国医学院院刊》,1929,(2);“国医之危机”《医报》,1932,(1);“对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学术标准大纲之意见”《医报》,1932,1(4);“脉学举隅”《自强医学月刊》,第9,10,18,19期连载;“伤寒质难”《济世日报》“医药卫生专刊”,1947,1(2)开始连载;就职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宣言、施政纲领”,《申报》1936年1月10日。杨杏林主任研究近代中医教育已多年,编写了民国上海三大中医名校的校史《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史》、《上海中国医学院校史》、《杏苑鹤鸣———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校史》,书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其中就有祝氏从教时的一些言论,特别是祝味菊在担任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时的活动及言论。祝味菊生前未辑录和整理临诊医案,但其某些弟子在随诊时曾笔录了部分病案。江克明教授介绍说:祝氏弟子王兆基生前与其交往甚密,王兆基在随诊中积累了许多祝氏病案,王兆基也曾挑选出许多有代表性的病案与其共同研究,并将之发表于杂志。王兆基去世后,所有书稿交与夫人,殆其夫人离世,其余的祝氏病案也就下落不明。四、祝氏医学的师承与传承祝味菊的学术理论及临床风格与世迥异,独树一帜,然其中医临床的师承却始终是个谜。书载祝味菊“先祖世代业医,从小耳濡目染”[7],因其故乡绍兴并无类似医派,可知祝味菊并非秉承自家医风。《伤寒质难》载,祝味菊髫龄入蜀,在姑丈严雁峰家长大,自幼喜医。严雁峰曾为其三延名师讲解医经,但每次都因老师回答不了祝味菊的提问而自动辞去,最后严雁峰不得不亲自教他。为了解严雁峰对祝味菊学术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追寻了严雁峰的生平与学术思想。严岳莲(1855～1918),字雁峰,清末陕西知名学者、藏书家,后到四川贩川盐,家境富足,其藏书楼被称为“贲园”,内有5万余卷藏书,经、史、子、集皆备,尤以全国各地方志和中医秘籍为两大特色[8]。祝味菊亦称,“中国医籍泰斗在此”[9],且其中有“日本丹波聿修堂丛书、北宋圣济总录及明刻医统正脉等籍皆寻常不可多得之书”[10],严雁峰不但酷爱藏书,而且还亲自点校、编纂、刻印图书。严氏与道士阎永和交好,1900年,他与阎永和、贺龙骧等对《道藏辑要》进行了第二次修订。1908年,严氏编纂了《医学初阶》等,另编有《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内有经传、训诂、音韵、中医药学等内容[11]。祝氏于其家中也尽得其藏而广览之。而在祝味菊的医学思想中,其“重阳理论”、“本体疗法”、“自然疗能”等,都带有很浓厚的道教医学色彩,这也许是受其姑丈的影响。另有一些学者把近代四川地区一批善用温热药的医家称为“火神派”,如郑钦安、吴佩衡、卢铸之、沈绍九、曾彦适、祝味菊等[12],吴佩衡后到昆明行医,把一些附子的用药经验带到了云南,也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祝味菊在四川是否与他们有过交往或师承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祝味菊一生学生颇多,入室弟子也较多,陆鸿元教授称,其入室弟子约有20多人,如罗济安、王均仪、陈苏生、胡觉人、康立人、徐仲才、王兆基、徐伯远、王云峰、郑邦达等,有许多人都成为建国前后中医界承前启后的栋梁之材。另外,陆老还介绍,祝味菊与弟子胡觉人的口音被传为趣事,胡觉人曾是大公报的记者,后跟随祝味菊学医,胡觉人是四川人,幼年迁至绍兴,师徒二人一个是“讲四川话的绍兴人”,一个是“讲绍兴话的四川人”,彼此相映成趣。陈明康介绍说:1951年祝味菊因喉癌去世。1950年祝味菊患病后,诸弟子曾陪其到宁波一寺庙烧香祈愿并合影留念,这大概就是他们师徒几人最后的合影,陈家至今还保存着这些照片。陈明强还介绍说,祝味菊的子孙均未承医业。在绍兴,我们走访了曾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编纂《绍兴县卫生志》,负责中医历史人物调查和整理的董汉良、陈天祥、郑钦荣等老师,他们当年为编纂曾专访过祝氏的一些入门弟子。陈天祥主任从陈苏生处得知祝味菊病逝后其族人将其回葬于绍兴。董汉良教授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祝氏家族中尚有一人于绍兴业医,目前在绍兴中医界已不再有祝氏家族中人了。另外,为寻访其故居,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祝家桥”的遗址[13],祝家桥已被一无名新桥代替,但仍有一“祝家岸”的牌坊极不协调地与一片新式楼房并立,这里已变成纺织厂的宿舍区,原来的祝氏家族早已迁散,其族谱也毁于“文革”。以上是关于近代名医祝味菊史实的实地访查报告。今年适逢祝味菊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微薄的工作来表达后学纪念之情。
－－－－－－－－－－－20世纪上海地区擅用附子六大家
      
      邢斌1 金甦2
      1同济大学附属铁路医院中医科（上海 200072)；2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200032)

      摘要：
      20世纪上海地区存在着一个以擅用附子为学术特点，具有学术继承关系的医学流派。这一流派的创始人是祝味菊，徐小圃同为第一代人物，陈苏生是祝味菊的弟子，徐仲才是徐小圃哲嗣、祝味菊弟子，章次公受祝、徐两位的影响，陈耀堂很可能受祝味菊的影响。并具体介绍了六位名医运用附子的成就和渊源关系。
      关键词：附子 上海 流派 祝味菊 徐小圃 陈苏生 徐仲才 章次公 陈耀堂

      附子一药因其能起沉疴、拯垂危而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古代医家中最善用附子者当推张仲景。近年来笔者对近现代名老中医运用附子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20世纪上海地区擅用附子者也不乏其人，其中有六位名医在运用附子经验上最具特色享有盛名且存在一定学术渊源关系，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医学流派。他们是祝味菊、徐小圃、陈耀堂、章次公、陈苏生和徐仲才，均长期在上海地区行医，而名满全国。
      上海地处江南，长期受温病学派的影响，临床上敢用、广用、善用附子的医生不多。由于上个世纪上海逐渐发达、国内社会动荡、民众迁徙频繁等诸多原因，使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名医荟萃的地方，由于人才的广泛交流，也冲击着固有的医学思想。所以祝味菊的由川入沪，带来了一股医学新风。他来沪后，又将其应用附子的宝贵经验无私地传于友人徐小圃，门生陈苏生、徐仲才，后者还是徐小圃哲嗣。而章次公用附子受到祝味菊、徐小圃的影响。陈耀堂也很可能受祝氏影响。正是由于这样薪火相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敢用、广用、善用附子为主要特色的医学流派，一度在国内颇有声势，可惜在今天这些宝贵经验已泯而不彰。


      祝味菊（1884－1951)，浙江山阴（今绍兴)，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他童年随父入蜀，1917年入四川军医学校攻读二年，随后东渡日本考查医学。1926年由川入沪，曾任中国医学院教授，神州医学总会执行委员等职。时有“祝附子”之美誉。
      祝氏广泛运用附子于各科杂病，剂量常在15～30g，尤精于配伍，或师法先贤，或独出心裁。如附子与羚羊角同用，古方资寿解语汤有之，后世用之不多，而祝氏则常用之。尝谓：羚羊角治脑，附子强心，体虚而有脑症状者最宜。附子与石膏同用，治高热屡效。二药一以制炎而解热，一以扶阳而固本。《千金》之越婢汤，即石膏与附子同用，一以制亢，一以强心。附子之温配大黄之攻下，治阿米巴痢疾其功甚伟，乃祝氏独特经验。他认为治阿米巴痢疾虽用芍药汤最验，但必须与附子、熟大黄共用，效力方著。又以二药治风疹块，尤有特效。此皆师法先贤而别有会心者。
      祝氏还独创了一些配伍。如附子与酸枣仁同用具有强心之效力。祝氏认为此二药之效能，胜于西药之毛地黄，对伤寒及杂病病人的心脏衰弱，无不在处方中重用二药。附子与柴胡同用此法祝氏用得最多。寒热往来与疟疾以附子配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肝肿大胁肋胀满附子配柴胡、当归、芍药，重则三棱、莪术，可使肝肿逐渐消失；附子配柴胡、控涎丹治胸膜炎有特效，则为祝氏独得之秘。他还常以附子配伍瓜蒌、薤白治风湿性心脏病。他说：《金匮要略》瓜蒌薤白白酒汤治胸痹甚效，近世所谓风湿性心脏病颇类乎此，若再加附子等振阳之品，其效更彰[1]。
            [另]外祝氏根据仲景桂枝龙骨牡蛎汤而立温潜之法，即用附子之温与磁石、龙齿等之潜而成，治咯血、失眠、心悸、怔忡、遗精、梦交甚验[2]。其实在祝氏医案中，常可见到附子与潜阳药，或安神药并用，其意是使阳气振作而得潜藏，勿致躁扰不安，可谓深得配伍之妙[3]。


      徐小圃（1887－1959)，上海宝山人，儿科名医。徐氏行医之初，曾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的理论，用药主“清”。后来由于其子患“伤寒病”垂危，请挚友祝味菊先生诊治，用附子等药化险为夷，乃虚心向祝氏求教，此后广泛应用也成为擅用附子的大家。
      徐氏用附子的指征是：神疲、色晄、肢清、脉软、舌润、小便清长、大便溏泄不化，但见一、二症，便放手应用。他认为既有所见，自当大胆敢用，以求心之所安。常谓：“宁曲突徙薪，勿焦头烂额。”“阳虚症端倪既露，变幻最速，若疑惧附子辛热而举棋不定，必待少阴证悉具而后用，往往贻噬脐莫及之悔。”
      [4]因此,他临床应用附子的范围较广,且果敢及时,毫无患得患失之心,而以辨证精细,审证明确为前提。其用附子，也常与潜阳药磁石、龙骨等配伍，这一经验应是得之祝味菊。
      《儿科名家徐小圃学术经验集》选录了徐氏大量医案，充分反映了他应用附子范围之广、认证之精、配伍之妙，尤其是一些寻常医生不会想到或不敢应用附子的地方，值得后辈反复揣摩。如治丹痧、湿温等热病身热肢冷，温清并用；暑热渴饮溺长，温清潜涩兼施；噤口痢虽涕泪俱无，口渴引饮，亦毋需专事养阴而以附子建功；盗汗、不寐气阴两虚，寓温阳于育阴中；走马牙疳腐烂出血，口气秽恶，并兼小便清长，乃胃火炽盛而肾阳不足，寒药中加一味附子一剂即效[5]。
      徐氏用附子之经验虽得自祝味菊，但在儿科中广为应用，也深有造诣而影响深远。江西名医杨志一（1905－1966)，20世纪30年代客居上海时，其子患湿温重症，经徐氏用附子治愈。杨氏受此启示，在临床上亦用附子等温药迭起湿温重证[6]。徐仲才在儿科应用附子是继承其父经验，章次公也受其影响，章次公又传于朱良春[7]。
      笔者恩师颜德馨教授临证运用附子也曾受益于祝味菊、徐小圃两位先生。故徐氏与祝氏一样，成就为世所公认，影响及于全国[6，8，9]，同为这一流派的第一代人物。


      陈苏生（1909－1999)，江苏武进人，长期在上海地区行医。陈氏临证继承乃师祝味菊先生用附子之经验，并结合多年之实践，善用温阳四法[10]。

      温潜法，是指温阳药与潜镇药同用，有引火归元、导龙入海的作用。潜镇药常用三甲(牡蛎、鳖甲、龟版)、磁石之属，潜其阳而制其虚亢。适用于阳浮于上、上盛下虚之类病症。显然，此法渊源来自其师祝味菊先生。

      温滋法，是指温阳药与滋阴药（如生地、白芍)同用。适用于阳衰而阴亦不足，证见虚烦懊农、失眠怔忡、肢节酸楚者。

      温通法即温阳药与通利药同用，临床常用来治疗痰饮诸症。因为痰饮为阴邪，最易伤人阳气，正因阳气不足，所以召致阴邪凝聚。常用附子配伍泽泻、带皮苓、大腹皮，淡渗利水；配苍术、川朴、陈皮，燥湿健脾；配牡蛎、白芥子，消饮散结。遂使阳气得复，脾运得健，留饮自除。

      温泄法，即温阳药与解毒泄浊药同用。常用于阳气衰微，秽浊凝聚诸症，一方面是阳气之不足，一方面是阴霾之凝滞，故益火温阳与解毒泄浊同用，扶正而不助邪，祛邪而不伤正，有相辅相成之功。解毒泄浊常用土茯苓、忍冬藤、连翘、白薇。
      此外陈氏常将附子与镇静安神、安抚中枢药磁石、枣仁、远志配伍[10]，对安抚中枢、调节神经有良好疗效。附子有强壮兴奋之功，伍磁石之镇静，能抑制虚性兴奋，合枣仁之滋养、远志之安神益智定心止惊，无论对失眠还是嗜睡，皆有调治之效。这其实是祝味菊温潜法的具体运用。


      徐仲才（1911－1991)，上海宝山人。是徐小圃先生哲嗣，祝味菊先生高足，擅长治疗内、儿科疾病，曾任上海龙华医院副院长。
      徐氏在谈及运用附子经验时曾说：“我应用附子时不一定要肾阳虚等诸证悉备。对于典型的阳虚病人，当用附子者，自必用之；对附子可用可不用的，只要无特别禁忌症，我认为也可用；若确属附子禁忌症范围的，则不宜用” [11]。“可用可不用的，只要无特别禁忌症，我认为也可用”，此说足以说明他对附子一药的喜爱和应用之广。
      徐氏对附子的应用得自家传和师授，又有他自己独到的经验。如他以附子治疗一些急性传染病合并心衰与清热药同用，就是对其父经验的继承。脱水见明显阴虚征象，他认为阳亦随之而虚，用附子理中才是治本之策。附子治疗血证，除面红赤、脉洪大等实热症状明显者外他以为都可以用，如支气管扩张见有咳血的病人，常在宣肺化痰的同时，配附子以温肾阳，黄芩、茜草之类清肺止血。高血压病人中脉细、夜尿频数者不少，特别是第二、三期病人，常常表现为“上盛下虚”，他用附子温下，常可使“上盛”减轻，此即“引火归原”  [11]。慢性荨麻疹，久发不已，症情顽固，具有虚实寒热夹杂的特点，法当寒温补泻并施，重用附子振奋机体抗病能力，三黄泻火泄浊，即《伤寒论》附子泻心汤之意[12]。看来这一经验是他对祝味菊先生附子、大黄同用治风疹块有特效[1] 的继承。而附子与磁石、龙骨同用这样的配伍方法，则在医案中屡屡出现，从中可以看到祝味菊、徐小圃先生对他深深的影响。


      章次公（1903—1959)，江苏丹徒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长期行医沪上。人多知章氏是杰出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革新家，对虫类药很有研究，却不知章氏也是擅用附子之大家。笔者对1999年出版的《章次公医术经验集》所收录医案作了番统计，共有医案726则，其中运用附子者有144则，占19.8%。医案分内、妇、儿、外，四科共设56个门类，而附子涉及四科34个门类，占59.6%。可见章氏运用附子涉及病种之广。
      章氏用附子的学术渊源与他和祝味菊、徐小圃交往较多有一定关系。他曾在祝氏与陈苏生合著的《伤寒质难》的序言中自称佩服祝氏的“心狠手辣”。章氏医案中也有用温潜法而获效的。如治唐幼，受惊，入寐惊惕，因汗多而小溲少，手足不温，就予温潜法。并在案语中明确说明“此徐小圃先生法也”
      [13]。笔者曾请教章氏弟子朱良春先生。朱老说这是章氏与徐小圃先生接触较多，并虚心向其学习的结果，并说当时医界同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而风气纯正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章氏用附子经验颇多，这里简介在温热病中的果敢运用。温热病用附子并非治疗之常规，而是权变之法。因“体弱之人，而病极严重之温邪，缠绵时日，正气更伤”，“夫正气旺盛则生，衰竭则死” [13]，此时“医者当权衡其轻重缓急，不可墨守成规”，“在此惊涛骇浪之中，只有扶持正气最为紧要” [13]。而“苦寒香开之药，势难再进”[13]，“纯用清温开泄，祸不旋踵” [13]。在此紧要关口务必辨证明确，而要点在于神色和脉象。如见面寒黄晦、脉搏细数[13]（暑温、湿热门李案)，面黄神萎，两脉糊数[13]（暑温、湿热门施案)，神气萧然，两脉沉细不鼓指，两脉不整调[13]（暑温、湿热门潘案)，脉微欲绝[13]（温热门陈案)，面容黯淡[13]（温疫门金案)，必须着力扶正强心，保护阳气顾护阴液。用药则常以附子配生地。因当此局面，常常一面津液干涸，一面心脏衰弱，若专用附子强心，则其津液益干涸；若专滋津液，则心脏衰弱无效，于此只有采用两全之法，即以附子与生地同用，强心滋液，双管齐下，心脏既得维持，津液亦不至于涸矣[13]。或径用全真一气汤，改熟地为鲜生地。还有将全真一气汤与紫雪丹并用，一面育阴扶正，一面慧神祛邪，颇具新意。而用药后确能收热渐退、心脏已无问题之疗效[13]，不得不让人佩服章氏认证之准确，投药之胆识，配伍之巧妙，效果之优良。


      陈耀堂（1897－1980)，江苏武进县孟河镇人，丁甘仁先生入室弟子，长期在上海地区行医。陈氏开业后曾向一四川来沪而善用附子的老中医请教用附子之法[14]，此后临床也习用附子治疗疑难杂病，终成为善用附子的一代大家。至于这位由川来沪的老中医究竟何人，笔者曾请教陈氏哲嗣陈作霖教授，据陈教授回忆很可能为祝味菊先生。
      陈氏曾撰文介绍其运用附子之经验。笔者认为下述经验独具特色：陈氏用附子配当归于阳虚失红便血等症。盖脾土虚弱，不能统血，血去阴伤，阳气亦虚，此等症久治不愈或时愈时发，其内有瘀阻，瘀血得热而行，其悟之于仲景侧柏叶汤，吐血而用干姜，故遇瘀血证辄用附子、当归加去瘀之品，多能见效。还常用附子配白薇、银柴胡治低热、虚热。患者形寒怯冷虚汗倦怠，用一般退热药无效者，他每以附子加白薇、银柴胡、生牡蛎、浮小麦及生姜、大枣、投之辄能应手奏效。陈氏认为用附子配石决明、牡蛎治阳虚头痛颇佳。一般头痛症，人多不敢用附子，惟恐厥阳独亢，用附子以阳助阳。但不知肝脏体阴而用阳，故有阴虚头痛，亦有阳虚清阳不升之头痛，他用附子使清阳上升，用石决、牡蛎以使浮阳潜降，治之多有愈者[15]。这一方法即温潜之法，可能渊系祝味菊先生。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在20世纪上海乃至全国均有一定影响的具有学术继承关系、共同学术特点的医学流派。这一流派运用附子的经验极为宝贵，值得今人继承发扬。



      参考文献：

      〔1〕 王云峰. 祝味菊运用附子的经验. 浙江中医杂志，1984，19（8)：248－249.
      〔2〕 王云峰. 试述祝味菊用温经验. 吉林中医药，1991，（7)：7－8.
      〔3〕 王兆基，江克明. 祝味菊先生医案选(续).中医杂志，1982，23（11)：20-23.
      〔4〕 上海中医学院.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第二版).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278.
      〔5〕 陆鸿元，邓嘉成.儿科名家徐小圃学术经验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38，60，74，107，136，143，146.
      〔6〕 杨扶国.杨志一医论医案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88－92.
      〔7〕 朱步先，何绍奇，朱胜华. 朱良春用药经验集（增订本).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7－11.
      〔8〕 潘澄濂. 附子在《伤寒杂病论》诸方配伍中的作用探讨.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0，14（6)：4-6.
      〔9〕 胡翘武. 附子十配.辽宁中医杂志，1982，6（5)：15-16.
      〔10〕 陈熠，陈明华，陈建平. 陈苏生医集纂要.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 100-106，155.
      〔11〕 徐仲才，郭天玲，徐蓉娟. 附子应用的体会. 中医杂志，1986，27（10)：23-24.
      〔12〕 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老中医经验选编.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208-209.
      〔13〕 朱良春. 章次公医术经验集.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9.371，165，152，157，156，157，159，160，165，168，82，159.
      〔14〕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室.名老中医之路（一).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253.
      〔15〕 陈耀堂，陈泽霖，陈梅芳. 附子在临床上之运用.中医杂志，1962，（6)：27－28.
－－－－－－－－－－－《伤寒质难》作者陈苏生的一些背景材料：

陈苏生:回顾与前瞻
http://www。xiaoduweb。com 2005年8月25日

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顾问陈苏生

【作者简介】陈苏生(1908～)，江苏武进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医自师授，曾就学于同乡沈仲芳、海宁钟符卿、山阴祝味菊诸名家。解放前曾任上海盐务总局医官、交通大学、大同大学校医。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常委，上海市中医学会内科学会常委，嵩山区第二联合诊所所长，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编审兼任第一届西学中研究班教授，全国中医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治学勤于思考，重视实践，对许多问题有独到见解。主要著作有《伤寒质难》等。

颠沛流离创业维艰我三岁丧父，十五岁丧母，孤苦零丁．就养于姨母家。十六岁做油坊学徒，得"肺痨"，消瘦咳血，久不已。姨母曰："尔三代单丁，尔祖尔父死于是。今孱弱如斯，求学有困难。盍学医以求自存欤?"因介绍给上海名幼科沈仲芳之门，半工半读。未及一年，得"软脚疯"，脚软不能步履，邻医针灸治之愈。未几又得伤寒病，高烧旬余不解，一病几不起，名医薛逸山治之愈。由是体会到"医乃仁术"，足以活人，亦是以防病，从此树立了把学医当怍终身职业的志愿。在从师学医三年中，除诵读老师指定的《内经知要》、《汤头歌诀》、《药性赋》和《幼科痘疹金镜录》以外，还得学习毛笔字，学写笔记，荏苒三年，期满回常州故里，半耕半医。虽然乡间缺医少药，但由于我初出茅庐，求诊的人不多。即使有，亦因贫穷无力买药而自动停诊停药，因此疗效成绩，几等于零，医务收入，亦几等于零。加上年岁荒歉，生活无着，不得不背乡离井，再来上海谋生，由亲戚介绍进入一家精盐公司，当上一名小职员，专司瞎写呈文信稿等工作。

微薄的工资，仅是胡口，遑论顾家。但既有柄身之处，终究难忘自己本身的业务。好在余闲时多，于是重理旧日医籍，致力于叶天士《温热论》、王盂英《温热经纬》、吴鞠通《温病条辨R之学，顺便给公司中小职员工友等治些不很重要的疾病。初亦有效，未尝不斤斤自喜。偶然有一次机会，获得了董事长钟符卿老先生的青睐，收我为门生，于是我第二次再理旧业。

钟老师原是逊清名士，官于蜀，有政声，其医术在川中有神明之颂。其学得之海盐陆介山先生(陆著有《内外证通用方》)，其处方淳朴沉重，和沈师的轻巧灵活，大相径庭。无何，精盐公司营业失败，上海居，大不易，我又得过着颠沛流离之苦。钟师念我所学未成，促我向上海市卫生局考试开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钟师大喜，斥资为我开业行医，请章太炎先生为我写招牌，登报介绍，并将自己的病人亲友，介绍我治疗，以扩大营业面。耗鞔三年，方始立定了脚跟。

寻师访友追求真理

在旧社会的上海滩，要想打开出路，真是淡何容易。要维持一个八口之家，如果没有真实功夫，很难拉得住病家。"优胜劣败"，关键在于怎样提高疗效。除了在书本上找求自己需要的东西外，我也尝通阅了王冰注《黄帝内经》全文，又把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综合起来对照。也曾浏览金元四大家著作和《景岳全书p以及俞根初《通俗伤寒论》。有的地方，古令无殊；有的地方，互相矛盾。自己缺少鉴别能力，真是莫衷一是。于是，产生了寻师访友的念头。在良师益友中，我结识了徐相任、程门雪、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叶劲秋、祝怀萱和现令尚健在的张赞臣、姜春华等，对我帮助很大。

一几三七年，我嵌靠的姨丈得了伤寒病，当时我已经头角峥嵘，薄负虚名，因为叨在至亲，所以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医疗重任。开首方，根据自己熟习的一套，先与辛散宣解，汗出热不减。照我的经验，知道此病不易速愈。为了审慎起见，延聘当时某大名医前来诊治。他认为姨丈是阴虚体质，汗多伤阴，邪热反炽，所以主张滋清。大家因为他是大名医，据说他有断生断死的本领，方案相当漂亮，所以我亦赞同他的措施。可是一天天的诊治，病况一天天恶化，从烦躁到谵语剐昏迷，他说这是一个历程，他预料以后应当恶化到如何程度，然后可以转逆为安。大家信任他，我也信任他。在痫的第十天，病态不火妙，神志晦涩，呼吸浅表，时时有赋脱之象，连忙拨号请他。他还说这是"转"，一"转"就有希望的，并嘱我们不要慌张，说完匆匆就走。医生刚送出门，里面已哭声嚎啕。素称强健无病的老人家，就此与世长辞了。这次的经验，使我对于"名医"的话，产生了基本的动摇；对所学曲一套，也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怀疑。

不幸的书，真会接二崖三的发生。在姨_业亡散的第二星期，承继父业的大表兄也得了这病I不到一年，第二个表兄义得了这病，情况和姨丈一个路子，都是我挡了一个头阵，也都延聘了当地"名医"、"专家"，或西医会诊，但都失败了。奇怪的是他们都有一套说明自已不错的理论，而且引经据典，凿凿可信，但事实部无一兑现。

在短短的时期中，我经历了三次教训，眼看那责大任重的三位当家人，在医生与病魔的合作下，半推半送地一总结束了辉煌的前程，把殷实的家业垮了一F来。新年里照例要去拜年，丝然我接二连三的失败，常常负疚在心，可是又不能不去。去了听那两代孤寡的悲恸，真使我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从此以后，我经常扪心自问，一个掌握生杀之权的医生，如果单单为了养身肥家，而不能救夭横，将何以医为?似我姨丈一家惨遭病魔丧身的人，垒国将有多少?l

为了寻找真理，我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听樽人家说，上海名医徐小圃先生，治小儿病有特长，其用药和我沈老师不一样，且有独到之处。我和徐守五同志凭符铁年先生的介绍，前去学习l临诊。去了几次，终是莫名其用药的所以然。后来探知徐小圃先生的用药，是受了祝味菊先生的影响。祝先生以擅用附子鸣海上，时人称之日"祝附子"。他个性很强，对中医颇有自信心。他既不鄙弃旧的，也不盲从新的。他不做古人的"应声虫"，也不做新医的"留声机"。他掌握了分析与归纳的武器，说明中医治疗的原则，治病有狠劲，博闻强识，辨才无碍。其创立"五段八纲"的学说，的确可以收到"思想经济"的效果(章次公序《伤寒质难》语)。我为了彻底了解祝氏学说之吐：就不揣冒昧，单独前去拜访。在数度艮谈之下，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使我茅塞顿开，不得不拜倒在他的r】下。这是我第三次拜师的经过。

那时正是敌伪统治时期，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虽然如此，我每晚仍抽出一定时间，去到祝先生家，畅谈医学原理，常常谈到更探，辄笔记之。前后三年，成"伤寒质难》一书，共二_卜八万字，就正于老师，先生未尝不点首称善，以为凡所启发，均能深领默喻，达之于文。我承受了这份宝贵理沦，一一付诸实践，果然有其兑现的价值。

尽管他的见解和古典医学_l二有格格坷：入之处，但在我的实践中，征实"祝氏医学逻辑"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以上事实的追溯，详见《伤寒质难》跋文中，这也是我学术思想重要转折的开端。

随波浮沉接受考验

解放前学医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我所努力的目的无非为了生活。医务界轺医如林，各有登龙之术，自愧寒酸，朱敢仰攀高门。所以同道中接触很少。

由于《伤寒质难》一书的出版，医务界知道我的人多了。前辈先生又对我多所嘉勉，使我格外自负起来。一九五五年一位卫生部领导同志，来我家访问了几次，敦促我放弃上海现有的一些职务，参加中央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开院典礼，为祖国医学贡献力量。我和秦伯未先生、章次公先生，第一批应征去北京报到。秦绑助搞医政，章主要搞临床，我则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任编审之职，参加编辑中医教材及西医学习中医第一班的教学工作，匆匆三年，愧少建树。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下放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看到许多浩瀚的医籍，深惭自己学识之浅，益感，庄口自六之非。未一年，又回到学术秘书处，担任答复国际人民来信(问病索方的工作)。一几六一年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自治区中医院，担任病房医疗、门诊带徒、高干会诊等工作。当年国庆节，宣布"摘帽"，益自刻厉，埋头于l描床治疗，日诊患者百余人，深感惜日所学，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方知医学之可贵，在于"行之有效"。于是，专力于疗效之观察，并以此传教门人，直到自己因积劳成疾，咯血昏倒在门诊室中，才挟病回上海疗养，迄至退休为止，算来"西出玉门"已整整十三年了。

退休归来甘作人梯

一九七四年因病退休回沪，本地区卫生局听说我叉回来了，邀我再度出山，在区中心医院，当中医顾问．担任"西学中"的临床带教工作。两学中班集中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西医，有些是主任、主冶医师，学习情绪很高。我在带教门诊中，经常鼓励他们，主动提出问题，告诉他们；治学之道，必须要疑；解惑释疑，必须要问。所以"学问"二字，经常联系在一起，"学"是目的，"问"是手段。应该知道，学员有发问的权利，老师肓解答的义务。譬如_jlJ钟，大叩则大呜，小H阳0小呜，不叩则不呜。如果有疑不问，则惑从何解?学从何进?中西医存共同学习中，教学相长。

老师们的水平有限，未必都能解答得很好，但问题提出来总比闷在肚子里好。同口．』告诉他们：中医治疗疾病，一头抓庄"证"(包括可以目睹体验的症候)，一头抓住药(包括药和一切治疗方法与工具，如推拿、针灸之类)，以物质性的药物，治疗人体物质上所起变化的证。通过临床实践有效，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宝贵材料，应当是唯物的。但是为了解释疗效的所以然，难免要涉及多种多样的理论，这些都是人们头脑加工的产物，可以山于每人的思想方法不同，学术观点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见解，这完全是可咀理解的。

我国古代春秋时期，诸于蜂起，各有各的见地。

唯物主义者询于就明确指出；"诸子皆有所见，亦皆有所蔽"。我们学习q1医的宝贵经验，一方面要听昕他们言之有理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要观察行之有效的成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不过是实践的说明者，我们只能修改理论来结合事实，决不可以歪曲事实来迁就理论。

祝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真理，只有一个真是，不许两个部对。古今学说，皆各有所见，亦皆各有所蔽，必须定其一是，去其众非。无可否认，中西医学和其他备国各民族医学一样，都是从实践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现在中西医学，尽管还存在两种思想体系，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必然会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指导和现代科学手段帮助下，统一起来。必须承认，今天的中西医之间，还存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事实。应当取长补短，不要护短忌长。假使中西医的一方出现了"一无所长"，那就不存在什么中西医结合问题了。

我已经是七十三岁的人了，来日苦短。还有许多该看的书没来得及雷，还有许多手稿与医案未来得及整理。瞻前颐后，深悔过去用力不专，未能继承名师心传。以往取得一些粗糙的经验，在知识海洋中，正是渺渺沧海之一粟。愿将有生余年，继续带好学生看好病，整理好自己行医五十余年的经验，作为提供后学研究祖国医学的参考资料。好在晚景弥佳，将以此自怡。(本人口述：陈明华记录，张建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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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 伤寒质难
出版社: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著者:  祝味菊,农汉才,陈苏生 发布日期:  2005-07-01
图书定价:  18.00 图书售价:  18.00
简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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